孙思邈胆虚寒论治失眠思想探析
《备急千金要方》有胆虚寒篇，收录温胆汤一方，主治胆虚寒虚烦不得眠。今人多将其归入祛痰剂，治疗胆郁痰扰证，认为具有理气化痰、和胃利胆之功，对胆虚寒却鲜有论述。考《医宗金鉴·删补名医方论》《医方集解》《医方考》等诸家方论，不惟多以温胆汤治痰，且多疗痰热，与胆虚寒大相径庭。《备急千金要方》以胆虚寒作为失眠专篇，而明清以来极少有从胆虚寒论治失眠者。故本文将根据隋唐医学典籍以及出土文献的相关资料，考证胆虚寒失眠的起源与衰落过程，尝试解读《千金方》专以胆虚寒作为失眠病机，以及后世逐步否定这种观点的原因，为研究《千金方》以及失眠的临床治疗提供参考。
Part 1. 胆虚寒概念与治法的由来
1.1 藏府虚实系统的演变
胆虚寒是《备急千金要方》脏腑虚实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脏腑虚实系统最早可见于《灵枢》的五脏虚实病症，《灵枢·本神》曰：“肝气虚则恐，实则怒……脾气虚则四肢不用，五脏不安；实则腹胀，泾溲不利……心气虚则悲，实则笑不休……肺气虚则鼻塞不利，少气；实则喘喝，胸盈仰息……肾气虚则厥；实则胀，五脏不安。”《汉书·艺文志·方技略》又有《五藏六府痹十二病方》三十卷、《五藏六府疝十六病方》四十卷、《五藏六府瘅十二病方》四十卷、《五藏伤中十一病方》三十一卷，惜皆亡佚。之后为《辅行诀》所继承，《辅行诀》将疾病分成外受六淫之气的外感病和内在脏腑虚实不调的脏腑虚实病两大类别，外感病以二旦四神汤为核心，脏腑虚实病则以五味入五脏补泻法为核心，有《五味补泻体用图》一张。陶弘景称：“此图乃《汤液经法》尽要之妙。”由此可知，《汤液经法》的核心也是五脏虚实补泻理论。《脉经》第二卷的《平人迎神门气口前后脉第二》以及第三卷、第六卷亦是以脏腑虚实为纲，第三卷末称引自《四时经》《素问》《针经》以及张仲景，又有王叔和整理前代诸说重新编写的内容，称“新撰”，第六卷引自《内经》《难经》脏腑经络脉症。第二卷《平人迎神门气口前后脉第二》首见的五脏六腑虚实及表里脏腑同虚同实脉症体系被孙思邈采纳，成为《备急千金要方》脏腑虚实系统的基本框架。敦煌医书尚有《明堂五脏论》和《张仲景五脏论》，现藏于法国国家图书馆。《明堂五脏论》以表里脏腑分篇，分别论述各脏腑的解剖形态、生理特点，又夹杂了道教的脏腑神灵理论和术数理论，并论述了各脏腑的实、劳、冷、热诸病，但是体系并不十分工整，如肝脏只有实、劳而无冷、热，心脏只有冷、热而无实、劳等，其中记载了“胆冷，无睡多闷”的条文。马继兴考证《明堂五脏论》晚于三国，抄写年代早于唐高宗时期，应为南北朝时期作品，而另一部明确指出胆寒与失眠关联的《集验方》，为北周、隋初时人姚僧垣所著，早于《明堂五脏论》的可能性很小，故《明堂五脏论》很可能是现存最早明确指出胆虚寒与失眠关系的文献资料。《张仲景五脏论》则没有直接以脏腑系统为框架，而是进一步拔高，以五行理论为核心，讨论人体结构与天地、阴阳、五行的普遍联系，并由此阐述脏腑之间以及脏腑与其他生理结构之间的联系，并着重强调这种联系在诊断上的意义，其主体内容则是大段用药遣方的经验。关于五脏虚实病症的论述较少且比较杂乱，可识别的只有脾虚、肾冷等寥寥数字，且没有按照五脏规律有序编排，但也确有五脏虚实病症的影子。又有新疆吐鲁番出土《耆婆五脏论》一卷，现藏于德国普鲁士学院，计残方一首，只存服用法，论两条，涉及劳、伤两类病症，五劳仅存肺劳、心劳，诸伤仅存伤心、伤肾、伤肥肉、伤肠、伤脉、伤肝。宋·陈自明著《妇人大全良方·卷十》又引《耆婆五脏论》论十月胎象佚文一条。从现存内容和体例来看，很可能亦是一部论述五脏六腑虚实病症的著作，并且《耆婆五脏论》进一步扩展了五体病症，在内容上有所创新。可见早在孙思邈之前，脏腑虚实理论已经广为应用，尤其是在经方派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已成为足以与医经派经络辨证理论分庭抗礼的成熟理论。
孙思邈的脏腑虚实理论借鉴了《脉经》的脏腑虚实系统，其主体是《脉经》第二卷的《平人迎神门气口前后脉第二》，掺杂了《内经》和《脉经》其他篇章的内容，《备急千金要方》的五脏各论中又引扁鹊之说，以为“实则热，虚则寒”。如《肝脏脉论》曰：“扁鹊云：肝有病则目夺精，虚则寒，寒则阴气壮，壮则梦山树等，实则热，热则阳气壮，壮则梦怒。”该段文字没有找到出处，原书可能已经亡佚，也未见其他古籍引用。这种理论将虚实与寒热建立起直接联系，其中又有必然之意，故《备急千金要方》全书只有实热、虚寒篇章，不设立虚热、实寒篇，因此孙思邈所论的胆虚寒与胆虚内涵基本相同。谢士泰《删繁方》亦多见类似论述，如《外台秘要》引《删繁方》论曰：“皮虚者寒，皮实者热，凡皮虚实之应，主于肺大肠，其病发于皮毛，热即应脏，寒即应腑。”后论肉、脉、骨、髓均有类似语句。可见隋唐之前已经有一派医家将脏腑、实热、虚寒建立了强关联乃至某种程度上的必然联系。这种观点被孙思邈吸纳总结，融入《备急千金要方》的五脏六腑虚实系统当中，同时《耆婆五脏论》和《删繁方》的五体虚实理论也被归纳成为五脏六腑系统的一部分，孙思邈并没有像《耆婆五脏论》和《删繁方》那样将五体病症与五脏六腑病症并列论述，而是进一步厘清了五体虚实理论与五脏六腑的关系，将其归纳到五脏的大系统当中来。
1.2 胆虚寒概念的产生
由上文可知，胆虚寒在《千金方》中等同于胆腑的虚证，而胆虚的论述亦可追溯到《内经》时期，《素问·奇病论第四十七》即有论述：“此人者，数谋虑不决，故胆虚气上溢而口为之苦，治之以胆募俞，治在《阴阳十二官相使》中。”《脉经》也说：“左手关上脉阳虚者，足少阳经也。病苦眩、厥、痿，足指不能摇，躄，坐不能起，僵仆，目黄，失精（目巟）（目巟）。”这段内容被《备急千金要方》直接引用，作为胆虚寒的诊断标准。
综上所述，孙思邈将古时的五脏虚实理论进一步扩展为五脏六腑虚实理论，又吸收和完善了《耆婆五脏论》和谢士泰《删繁方》的五体虚实理论，接纳了前代“实则热，虚则寒”的基本认识，同时杂糅了诸多病症，创立了一套极为复杂的五脏六腑虚实病症体系，胆虚寒便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温胆汤是其代表方。失眠则被孙思邈归纳为胆虚寒的下属病症，属于胆虚寒体系的附属疾病系统。纵观全书，类似的还有心病下辖的胸痹、头面风，脾病下辖的秘塞、大便失禁、大小便不通、冷热痢等等。
1.3 温胆汤的起源
《脉经》虽然给出了胆虚的定义，但是没有相应的治疗方法，现存第一张治疗胆虚的方子是出自《集验方》的温胆汤，它同时也是治疗胆虚证的代表方。《集验方》为北周·姚僧垣所撰，久已亡佚，现有近人范行准辑本。《外台秘要》引《集验方》温胆汤：“疗大病后虚烦不得眠。此胆寒故也。宜服此汤方。”
温胆汤是半夏系失眠方中的代表，这一系的失眠方最早可以追溯到《灵枢·邪客》的半夏秫米汤，其功效是“补其不足，泻其有余，调其虚实，以通其道，而去其邪”，以达到“决渎壅塞，经络大通，阴阳和得”的效果，主治“厥气客于五脏六腑，则卫气独卫其外，行于阳，不得入于阴，行于阳则阳气盛，阳气盛则阳跷满，不得入于阴则阴虚，故目不瞑”。方用“流水千里以外者八升，扬之万遍，取其清五升煮之，炊以苇薪，火沸，置秫米一升，制半夏五合，徐炊，令竭为一升半，去其滓，饮汁一小杯，日三稍益，以知为度”，方后注曰“其病新发者，覆杯则卧，汗出则已矣。久者，三饮而已也”，极言其神效。根据李宇航的研究，半夏半升（五合）大约为 61.285 g，一升约为 200 mL，八升约 1.6 L。而东汉黄耳杯的容量也大约一升，每服一杯约即 200 mL。五升煮取一升半可谓浓煎，又用生半夏，半夏剂量不可谓不大，药力不可谓不强。煎服法则要求使用千里以上河流的流水，并且采用了类似于《伤寒论》中记载的甘澜水做法，扬之万遍，并要求苇薪生火，煎煮条件十分苛刻。之后又发展为《肘后方》半夏茯苓汤和《小品方》流水汤。《外台秘要》引《肘后方》半夏茯苓汤“治差后虚烦不得眠，眼中痛疼，懊憹”，其中半夏用到三两。根据李宇航考证，汉末一两大约 15 g。三两半夏大约 45 g，较半夏秫米汤为少。用水二斗，煮取五升，半夏浓度远小于半夏秫米汤，又加入四两茯苓弥补药力的不足，使全方更为平和。煎服法要领和秫米用量则与半夏秫米汤一脉相承，体现了明显的继承关系，但对用火不再做要求。《外台秘要》又引《小品方》流水汤“主虚烦不得眠方”。流水汤在半夏茯苓汤的基础上进一步减小了半夏的用量，并改秫米为粳米。同样是用水二斗，煮取五升，但是药物浓度更低，同时降低了煎煮标准，不再要求千里以上河流的河水，只要东流水即可，扬之万遍改为扬之三千遍，极大地降低了工作量，反映了药方逐步趋于平和、简便的倾向。在这种趋势下，半夏茯苓汤和流水汤进一步演化出《集验方》千里流水汤和温胆汤。《外台秘要》引《集验方》“疗虚烦闷不得眠，千里流水汤方”。千里流水汤在命名上对标了流水汤，但是在煎服法上却恢复了千里流水，扬之万遍的旧制，在半夏剂量和秫米问题上也都遵照半夏茯苓汤的标准，可能是对流水汤降低标准、改变旧制的行为有所不满，因此冠以千里流水之名，有与流水汤争夺正统的意味。其用药思路也为后世所继承，其中的酸枣仁、茯神二两（千里流水汤作茯苓）、人参、生姜刚好是唐人蒋孝璋主治虚烦不得眠的酸枣饮方。该方与千里流水汤一同收录在《外台秘要·卷第十七》中，主治也完全相同。蒋孝璋又有茯神饮方，治疗“疗心虚不得睡，多不食”，在酸枣饮的基础上增加茯神二两、人参一两，生姜减一两，又加入橘皮二两、炙甘草一两半，与酸枣饮组成思路大致相同，可见蒋孝璋很有可能也将千里流水汤作为一张治疗心虚的处方。黄芩治虚烦不得眠见于《伤寒论》黄连阿胶汤中，麦冬则见于多首病后及产后虚烦方，如《古今录验》大竹叶汤、《备急千金要方》卷三安心汤、《千金翼方》卷第七人参丸等。姚僧垣《集验方》则选择了与千里流水汤完全不同的思路，将半夏方系主治的病机归纳为“胆寒”，在保留了与流水汤同等剂量半夏的基础上，对全方做出了大幅度调整，不仅没有使用茯苓，而且去掉了秫米/粳米，煎服法也完全抛弃了繁琐的千里流水、扬之万遍的要求，增加了生姜四两、橘皮三两、竹茹二两、炙枳实二枚、炙甘草一两。深师方疗“伤寒呕哕胸满虚烦不安”，有大橘皮汤方，用到橘皮、竹茹、炙甘草、人参四味，并治虚烦，与此方类似。深师为宋齐间医家，早于北周的姚僧垣，温胆汤以橘皮、竹茹、炙甘草共疗虚烦或受此影响。且全方各药除甘草外均见于《千金翼方》所载诸病通用药的腹痛胀满呕吐条。《灵枢·邪气脏腑病形》曰：“胆病者，善太息，口苦，呕宿汁，心下淡淡，恐人将捕之，嗌中吤吤然，数唾。”《灵枢·四时气》又有：“善呕，呕有苦，长太息，心中憺憺，恐人将捕之，邪在胆，逆在胃，胆液泄则口苦，胃气逆则呕苦，故曰呕胆。”姚僧垣以呕吐药治胆寒或与此有关。
综上所述，温胆汤属于古代半夏失眠方系列的衍生方，其始祖是《灵枢·邪客》的半夏秫米汤，在此基础上，温胆汤简化了煎服法，又采纳了深师等医家以腹痛胀满呕吐药治疗虚烦的用药经验，姚僧垣根据自己对失眠的认识，将半夏方系所治失眠的病机归纳为“胆寒”，故将该方命名为温胆汤。
Part 2. 孙思邈对失眠方的整理与分类
在孙思邈以前，有关失眠的方剂大多不针对病机治疗，而是设定了各种具体的使用状况。《外台秘要》比较忠实地反映了这种现象，共设有伤寒不得眠、虚劳虚烦不得眠、病后不得眠方三个章节，方前脉症也大多不做病机论述，而是将失眠作为伤寒、虚劳或其他疾病的一种后遗症状，并没有作为一种独立的疾病讨论。做病机论述者唯二方，其一是温胆汤，其二是唐高宗李治朝尚药御奉蒋孝璋所作的茯神饮方，蒋孝璋为孙思邈同时期医家。孙思邈虽然没有直接论述失眠的病机，但《备急千金要方》的编排思路已经很能反映其对失眠的认识，不再将失眠划分到各不同疾病当中，而是以胆虚寒概括了失眠的共有病机。纵观《备急千金要方》，全书仅胆虚寒一篇讨论失眠，《千金翼方》则不再论述，且胆虚寒篇仅有虚烦失眠方，不涉及其他病症，也就是说孙思邈不仅将胆虚寒与失眠建立了强关联，甚至可能表达了一种双向必然联系。
孙思邈对失眠的划分影响极大，受到了宋代官方的认可，宋代官修医书《太平圣惠方》《圣济总录》等均沿用了《备急千金要方》对失眠的归纳、分类以及认识，《圣济总录》在温胆汤、千里流水汤的基础上还收录了“补肝，去胆寒，和气”的五补汤、“治胆虚睡卧不安，精神恐怯”的酸枣仁丸、“治胆虚冷，头痛心中惊悸，睡卧不安，常如人将捕之，精神不守”的五味子汤等多张方前明确提到“胆虚寒”病机的处方，又阐发出“治胆风不得眠睡，精神恍惚”的乳香散方和“治胆气虚热不睡”的酸枣仁丸方。进一步拓展了从胆论治失眠的病机和方剂。《证类本草》中保存的《简要济众方》佚文也有“酸枣仁一两生用，金挺腊茶二两，以生姜汁涂，炙令微焦，捣罗为散。每服二钱，水七分，煎六分，无时温服”，用以治疗胆虚不眠的记录。在北宋年间，孙思邈以胆虚寒论治失眠的思路无疑是医家论治失眠的主流。
综上所述，孙思邈以前并无医家系统总结过失眠的病机，孙思邈首开此例，采纳了姚僧垣《集验方》温胆汤方前论述的观点，将胆虚寒作为失眠的共同病机，并搜集失眠方附于其下，最终成为北宋官方医学对失眠的主流认识。
Part 3. 胆虚寒失眠的流行与衰落
3.1 胆虚寒失眠在宋代逐步成为主流认识
北宋初年，官修的《太平圣惠方》对孙氏、蒋氏的两种说法做了折中处理，虽然在编排体例上采用了《备急千金要方》的分类方法，将失眠方收录在《治胆虚不得睡诸方》中，其篇首论述却说：“夫胆虚不得睡者，是五脏虚邪之气干淫于心。心有忧恚，伏气在胆，所以睡卧不安。心多惊惧，精神怯弱，盖心气忧伤，肝胆虚冷，致不得睡也。”采取了极为暧昧的态度，名义上是论述“胆虚不得睡”，其实质却是在讨论“心虚失眠”。此时对“胆虚寒”的态度从《太平圣惠方》收录的方剂也可见端倪，《太平圣惠方》虽设有胆虚冷、胆虚不得睡等篇章，全书却并未收录温胆汤方，《治胆虚不得睡诸方》共收录失眠方六首，竟无一首用到半夏。其中用酸枣仁者五首，用茯苓或茯神者三首，可见其选方更接近蒋孝璋方的用药思路，以心虚失眠方为主。既然《太平圣惠方》在体例上受《千金方》影响极深，编撰期间不可能不参考《备急千金要方》所选方剂，不收录温胆汤很可能是有意为之。从其对失眠病机的论述和实际选取的方剂来看，《太平圣惠方》的编纂者虽然是在《千金方》的框架下命题写作，却并不认可孙思邈以“胆虚寒”概括失眠病机的认识，故最终结果让人有文不对题之感，此时的“胆虚寒”失眠可谓有名无实。《太平圣惠方》编写于宋太宗太平兴国年间，《圣济总录》编写于宋徽宗政和年间，以《圣济总录》较晚，而《圣济总录》对“胆虚寒”的认可程度远高于《太平圣惠方》，不仅新增了多首明确治疗“胆虚寒”的方剂，还进一步阐发了从“胆虚热”和“胆风”治疗失眠的病机和方剂。编写于宋仁宗皇祐年间的《简要济众方》虽然已经亡佚，但是从《证类本草》记载的佚文来看对“胆虚寒”也持支持态度。由此可见，“胆虚寒”理论在北宋总体上是逐渐被接受、影响不断扩大的，大约到南宋才开始进入衰落期。
3.2 宋金元以降胆虚寒失眠的逐步衰落
虽然孙思邈对失眠病机进行了总结，并对失眠方进行了汇总，影响深远，功劳卓著，但其归纳思路却并不是完美无缺的。《备急千金要方》胆虚寒篇共计药方八首，《新雕孙真人千金方》缺胆虚寒诸方，故仅以通行本为准，除上文提到的温胆汤和千里流水汤外，尚有用到知母、石膏的酸枣汤、《伤寒论》治疗“发汗吐下后，虚烦不得眠，若剧者必反复颠倒，心中懊恼”的栀子豉汤（《千金》称栀子汤），又有单用干姜或只用大枣、葱白者。八首方有寒有热，并不都符合“寒者热之”的治疗原则，用药思路也各不相同，很难以胆虚寒简单概括，尤其是栀子豉汤和酸枣汤，药味偏寒，显然不是治疗“胆虚寒”的方剂。
在孙思邈总结失眠病机之前，关于失眠的病机已经有多种不同的论述。早在《黄帝内经》之前便有“胃不和则卧不安”的古谚，被《素问》引用，见于《逆调论》中。《逆调论》对此解释道：“阳明者，胃脉也，胃者，六腑之海，其气亦下行，阳明逆不得从其道，故不得卧也。”没有从脏腑角度阐述，而是着重强调了阳明胃脉与失眠之间的关系。《灵枢·邪客》从经络理论的角度出发，提出失眠的病因是邪气客居脏腑，卫气“行于阳，不得入于阴”，阳经之气偏盛则阳跷脉满而阴跷脉虚，阴阳跷脉主司眼睑开阖，阳跷主开，阴跷主阖，阳跷满而阴跷虚则眼睑开而不能阖，故不得眠。《灵枢·大惑论》也再次提到：“人有病而不得卧者，正以卫气不得入于阴分，而常留于阳分，则阳气满而阳跷盛，故不得入于阴也，惟阴气之虚，所以目不得瞑耳。”《难经·四十六难》在此基础上分析了老年人入睡困难的原因，指出“老人血气衰，肌肉干枯，血气之道涩滞”，卫气从阳入阴和从阴入阳的过程都很困难，所以“昼日不能精，夜不得寐”，与荣卫血气的有余不足有关。直到晋代王叔和《脉经·平人迎神门气口前后脉第二》开始从脏腑虚实角度总结失眠的病机，认为心与小肠的实证和脾与胃的虚实证均可以导致失眠。而《千金方》对此均无论述，亦未收录相关处方。故与孙思邈同时期的尚药御奉蒋孝璋创制了三张从心虚角度治疗失眠的处方，三方原载于蒋孝璋方第十一卷，现收录于《外台秘要·卷第十七》。从组成上来看，三方均以茯神（茯苓）、人参、酸枣仁为核心加减而成，后世养心安神的治疗思路自此已初见端倪。
“胆虚寒”的衰落可能与内丹术和理学的兴起有关。根据戈国龙研究，中晚唐时期，道教为了追求长生不老，在吸纳前代各种长生术的基础上不断系统化，形成了内丹术，并最终成为道教长生术的主流。在内丹著作中，存思法受到诸多内丹家的批评。存思的对象常常是五脏所居的神灵，因此存思法与五脏虚实理论存在密切的联系，魏晋隋唐时期的医学著作对五脏神灵也时有论述，而内丹术中的下丹田与命门学说又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故内丹术的兴起和存思法的衰落体现在医学上便是命门水火理论的兴起与五脏虚实理论的衰落。与此同时，唐宋时期儒家的主流地位不断受到外来佛教思想的挑战，儒家学者开始有意识地吸纳佛教思想，掺杂部分的道教思想，形成“理学”。许总认为，儒家主流思想的变革必然会对医学产生影响。故两宋以后医家也纷纷紧跟潮流，尝试吸收理学思想和内丹理论，以此解释医学原理或对原有理论进行改造，并因此诞生了以金元四大家为代表的诸多创新型医家和各大新兴医学流派。这些医家重新解释了包括阴阳学说在内的诸多基本理论，重新界定了中医阴阳理论的内涵，并创造了与之匹配的治疗思路，如朱丹溪的养阴理论等，对《灵枢·口问》的“阳气尽阴气盛则瞑，阴气尽阳气盛则寐”也作出了新的诠释。“阳不入阴”开始被解读为“心肾不交”，其中南宋医家严用和首开“心肾不交”之先河，其著作《严氏济生方·虚损论治》“芡实圆”曰：“思虑伤心，疲劳伤肾，心肾不交，精元不固……梦寐不安。”首次以心肾不交解释失眠病机。朱丹溪作为理学大家，进一步分析了心肾不交的原理，其《格致余论·相火论》曰：“心为之火居上，肾为之水居下，水能升而火能降，一升一降，无有穷矣。”认为下焦肝肾阴亏，肾水不足，引起相火妄动，上扰于心，导致心火亢盛而烦躁失眠。此后医家论述“心肾不交”大都本丹溪之说，从“水火阴阳”立论而有所阐发。明朝戴思恭又提出了阳虚失眠的理论，与阴虚火旺相对，填补了理论空白。更有张景岳借用道教内丹术阐发出命门水火真阴真阳的理论。“水火阴阳”之说愈发兴盛，成为医中显学。在“水火阴阳”的理论框架中，胆并没有扮演太重要的角色，故“胆虚寒”理论逐渐退出历史舞台。温胆汤作为治胆的代表方剂，虽然得以继续在临床上发挥作用，对其解释却也开始逐渐偏离本旨，在“肝无虚证”和伤寒少阳证的影响下，人们更加注重胆的疏泄和郁火，温胆也被解释为“温和”之意。如《医宗金鉴·删补名医方论》曰：“命名温者，乃谓温和之温，非谓温凉之温也。若谓胆家真畏寒而怯而温之，不但方中无温胆之品，且更有凉胃之药也。”便明确否定了“胆虚寒”的病机。可谓寒热乖违，大相径庭，徒有“温胆”之名而无温胆之实。《医方集解》则采取了折中的说法，称“胆以温为候，虚则寒，寒则不眠，惊悸亦由于胆虚，虚火上溢故口苦。胆虚气郁，致脾生痰涎而烦呕”，既不否定古人“温胆”之说，却也强调气郁化火，显得底气不足。
综上所述，“胆虚寒”理论的衰落一方面源于该理论忽略了心、小肠系统和脾胃系统对失眠的影响，本身难以概括纷繁复杂的失眠病机；另一方面也与“水火阴阳”理论的兴起以及原有的脏腑虚实理论框架向八纲辨证的理论框架过渡有关，是在理学和内丹学影响下的新兴医学理论对原有医学理论冲击的结果。
Part 4. 结 语
胆虚寒起源于脏腑虚实系统，该系统是一种以五脏六腑虚实脉症为核心构建起来的辨证体系，广泛见于汉魏隋唐时期的医学著作。北周姚僧垣创温胆汤治疗大病后虚烦不得眠，以胆寒为其病机。后孙思邈作《备急千金要方》，亦采用脏腑虚实理论为框架，将胆虚寒总结为失眠的共有病机，并以胆虚寒篇作为失眠专篇，以温胆汤为其代表方，遂将胆虚寒与失眠之间建立起紧密的联系。其认识在北宋时期被多部官修医书采纳，逐渐成为主流。然而该理论忽视了心、小肠系统和脾胃系统对失眠的影响，本身不够全面，又受到宋金元以来在理学和内丹术影响下诞生的新兴医学理论的冲击，胆虚寒失眠遂被心肾不交所取代，失去了主流地位，并逐渐被遗忘，温胆汤也从胆虚寒的代表方剂转变为常用的祛痰剂。但“心肾不交”并不足以概括所有的失眠病机，临床上亦不乏温胆汤、半夏秫米汤治疗失眠的报道，故从胆虚寒论治失眠仍有进一步研究和发掘的空间。同时，胆腑与失眠的关系还可以进一步拓展，如临床上从胆热论治失眠，应用黄连温胆汤亦有良好的疗效，究其本源，依旧是温胆汤的延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