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藏六府皆令人咳，非独肺也
黄帝问曰：肺之令人咳何也？
岐伯对曰：五藏六府皆令人咳，非独肺也。
帝曰：愿闻其状？
岐伯曰：皮毛者肺之合也。皮毛先受邪气，邪气以从其合也。其寒饮食人胃，从肺脉上至于肺，则肺寒，肺寒则外内合，邪因而客之，则为肺咳。五藏各以其时受病，非其时各传以与之。人与天地相参，故五藏各以治时，感于寒则受病，微则为咳，甚者为泄为痛。乘秋则肺先受邪，乘春则肝先受之，乘夏则心先受之，乘至阴则脾先受之，乘冬则肾先受之。
帝曰：何以异之？
岐伯曰：肺咳之状，咳而喘息有音，甚则唾血。心咳之状，咳则心痛，喉中介介如梗状，甚则咽肿，喉痹。肝咳之状，咳则两胁下痛，甚则不可以转，转则两胠下满。脾咳之状，咳则右胁下痛，阴阴引肩背，甚则不可以动，动则咳剧。肾咳之状，咳则腰背相引而痛，甚则咳涎。
帝曰：六府之咳奈何？安所受病？
岐伯曰：五藏之久咳，乃移于六府。脾咳不已，则胃受之。胃咳之状，咳而呕，呕甚则长虫出。肝咳不已则胆受之，胆咳之状，咳呕胆汁。肺咳不已则大肠变之，大肠咳状，咳而遗失。心咳不已则小肠受之，小肠咳状，咳而失气，气与咳俱失。肾咳不已则膀胱受之，膀胱咳状，咳而遗溺。久咳不已则三焦受之，三焦咳状，咳而腹满不欲食饮。此皆聚于胃，关于肺，使人多涕唾而面浮肿气逆也。
帝曰：治之奈何？
岐伯曰：治藏者治其俞，治府者治其合，浮肿者治其经。
帝曰：善。
——《素问·咳论》
这个观点出自于《素问·咳论》，相信大家都不陌生，这是一篇专门介绍咳的辨证论治文章，文字并不长，开篇就提出了这个著名的代表性的观点。其实这是一个举一反三的观点，临床上辨咳一症，却纵览五藏六府、四时阴阳。这是与中医的五行藏象的理论思维模式一脉相承的，根本目的是在于调整人体的阴阳和藏府平衡。按照中医认识生命的视角，宇宙统一于阴阳五行，人体生活在宇宙中，同样统一于阴阳五行，人体就是以五藏为核心的五行运行系统，所以中医建立了阴阳四时五行藏象的核心理论框架，而中医的临证都是在这种理论指导下的一个实践过程。
“五藏六府皆令人咳，非独肺也”，其实这个“非独肺也”的语气，它也反证了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古人早已认识到，咳是呼吸系统的一个特异性的症状，所以尽管强调了“五藏六府皆令人咳”，但还是必须立足于局部范围与全局，所以全文强调了咳症其实就是肺咳的简称，就是说在整个治咳的过程中，它自始至终都是有聚焦点的，正如原文所强调的，“聚于胃，关于肺”。
在咳症的认知过程中，不同的季节是不可忽视的因素，所以原文紧跟着提出了“五藏各以其时受病，非其时，各传以与之”，就是强调了咳症必须重视综合季节因素来分析五藏的生克制化、盛衰态势。同时，原文还强调了咳症有轻重之别，“微则为咳，甚者为泄为痛”。就是说有单纯的咳症，也有五藏六府之咳。
既然五藏六府皆能咳，那么临证的关键就在于如何鉴别五藏六府之咳。原文给了较为详细的模板介绍。首先是五藏咳的症状要点，从原文的描述看，这里的五藏咳其实是诊断方法技巧的提示，咳症在较厉害时，会牵引相应的藏府大经，而出现一些不同的牵引痛，比如肝咳痛在两胁，心咳痛在心胸，脾咳痛在右胁并肩背，肾咳痛在腰背。然后是六府咳，原文虽然强调了“五藏之久咳，乃移于六府”，其实这里的五藏和六府只代表病层由大经到藏府的渐进的态势，因为临床上，咳症由单纯的咳发展到咳牵引痛，甚者会出现五藏功能的失调，比如呕吐、大小便失禁等等，这些应该是咳症常见的临床的病理发展态势。
关于治疗原则，原文强调了“治藏者治其俞，治府者治其合，浮肿者治其经”，其实这里的藏府、经络代表的是疾病的层次深浅，体现的是辨证论治的精神。
纵览《咳论》所论可见，它有观点、有技术要领，而且观点左右技术了路线，就是说“五藏六府皆令人咳”并非仅仅是一个哲理层面的意义，而是有技术路线内涵价值的。原文强调了在综合症状、季节、轻重虚实等基础上分析阴阳五行的盛衰态势，然后制定原则。
其实《内经》里面，不同的病症辨证的侧重点都是有所不同的。我们品读经典，可以看出其语言朴实，但其寓意是非常深刻的。
我们知道，中医的临证过程，其实就是一个辨证论治的过程。但是说起来有些惭愧，我们一直都引以为豪的作为招牌挂在嘴边的辨证论治，其实质是什么？说句实在话，我至今都不能够把它讲得很清楚，我也查过很多关于“辨证论治”专家所下的定义，但我总觉得还是不能够理解到位。另一方面，坦率地说，我反而有一种感觉，在某些时候辨证论治也是我们中医界“爱怎么治就怎么治”的一个冠冕堂皇的挡箭牌。直白地说，辨证论治就是中医的诊断治疗，之所以用辨证论治名之，我想当然是为了强调突出中医的灵活临证特色。然而，无论称之为辨证论治，还是称之为诊断治疗也好，或者就像我们今天上午郑日新教授所强调的，是审证论治也好，我认为其本质是一致的，都属于看病的技术范畴。所谓技术，就应该有技术指导要领，有操作的规范要求，而且要在保证最大效果的前提下，以追求简单化、标准化为最高境界。
这里我还想以咳嗽为例，来梳理一下我们从学习到临证的环节，看一看我们的中医教育有没有值得反思的地方。临床辨咳，对于一名刚从学校走向临床的毕业生来说，首先依据的是什么？当然是依据我们教科书里所教的知识。我相信在座的也有学生，也有才走上临床的医生。一直以来，我们中医教科书里不同的病症都会介绍很多证型。我们的教学要求，就是要求学生背下证型、治则、方药。大家不妨回忆一下，当面临人生中第一个咳证患者的时候，我们是怎么办？我不知道大家的经历是什么，我想刚临证的医生本能都会先把熟悉的记下来的咳嗽证型在脑海里过滤一遍，看看能否对上号。当然，如果大体能对上号，我们也能比较顺利地开出一张处方。但是大多数时候，可能你会发现根本对不上号。比如说，我上面所举的案例，如果是一个个活生生的患者出现在我的面前，显然和我们教科书里面的证型以及用药的符合率是非常低的。这就说明辨证论治当然不是一个简单的对号入座的过程。按照中医辨证论治精神，世上一模一样的树叶是不存在的，所以才强调要因人而异，所以才要灵活辨证。
那么怎么辨证？我们常常感到无从下手。回忆一下教科书里面，什么地方教过我们辨证的方法？当然，我们有一本专门的《中医诊断学》，里面教了我们如何望闻问切。所以面对患者是否需要把这本书上的望闻问切的内容都实施一遍？不管什么病人，不管什么病种？是不是诊断的基本路线都是一样的呢？怎么取舍？我不知道在座的有没有困惑的时候。由于病症的多层次性，不同的病症之间，它的诊断技术一定是存在着同中有异的差别。我刚才强调了，其实《内经》里面不同病症的辨证都强调了相应的侧重点，即使是西医的诊断学基础，每一个病症同样还有诊断细则和要点，而我们的《中医诊断学》里每个病种的诊断细则都给证型代替了。这些年，我一直在反思一个问题，中医教材里所罗列的证型到底是根据什么编出来了？它的实质是什么？我感觉它既不属于方法，也不属于过程，充其量也许能算是临床上可能出现的几种结果。我觉得这是一个值得我们反思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