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视角下对五行思维的反思
五行思维将时间与空间相统合，确实精妙绝伦，两千余年的历史又赋予了它眩目的光环，以至于后来者多是俯首膜拜，少有人敢于直视。
《道德经·第三十六章》云:“天下难事，必作于易；天下大事，必作于细”。现在我们已经知道，可能五行最初只是时节的代称而已，朴素且务实。此时，便可以客观评价它的功过，既不会夸大其词，也不至于妄自菲薄。
1.既是认知的桥梁，也是认知的障碍
五行最基础的功能是分类。如果说阴阳是二分法，那么五行则是二分法的二分法。正如《道德经·第四十二章》所言:“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自然的本源法则派生出气，气一分为二则为阴阳，阴阳再次一分为二则为五行，五行杂合以生万物，如图5所示。
在“五行生万物”的认知下，人们几乎将已知的一切事物与五行相配，如:自然界的五气、五色、五星、五味、五臭、五数、五音、四象、五兽、五谷、五菜、五畜、五果、五岳，人体的五脏、六腑、五体、五液、五神、五情志、五声、五变动、九窍、十二经脉、五俞穴以及阴阳二十五人，文化中的五帝、五神、五官、五性、五事、五居等。
在五行的框架下，品物浩繁皆有所归，这有助于先民认识世界、整合知识，这是积极意义。但是，前文提到，五方-五时- 五材-五脏之所以能统一为五行范式，是因为四者都可取象为往复循环的圆运动。由此可知，只有具备此特征的范畴，才适合纳入五行框架。然而，大部分被纳入五行框架的范畴，只是藉由与五时-五方-五材-五脏的联系，赘附其上。因此，有的范畴与五行有多种配属方案，令人难以适从；还有少部分范畴完全是牵强附会，参考价值更低。见表1。
五性(仁智信义礼)、五事(恭明睿从聪/肃哲圣义谋/貌视思言听)等腐儒之论，置之不理即可，而五畜涉医事，则当审明。《黄帝内经》中多次提到:“病在某脏，应服食五行属性相同的畜类”，但是五畜在不同篇章中的配属版本却不尽相同，且均未言明其与五行的配属逻辑。此种情况下，正确的态度应是寻找合理的配属逻辑，再将修正后的五行-五畜对应关系付诸临床实践，检验其正确性。然而，由于中华文明“崇古”的惯性，古今医家的态度多是全盘接收，时至今日，照搬《黄帝内经》饮食宜忌的“科普”依然不鲜见，并且说法各不相同。客观而言，“妄信书本、盲从古人”的心态才是此类事件的根源，实不应归为五行思维的局限性，毕竞五行-五脏配属和五脏-经脉配属都是从粗糙的雏形发展而来，正说明了五行思维本身并不会限制认知。但是，部分人的认知，确实曾被五行思维所遏，事实如此，姑且述之。
2.既是思维的捷径，也是思维的牢笼
思维的客观规律决定，任何医学体系都是先从观察与实践中产生模糊的观念，从观念中萌芽出哲学方法，由哲学方法发展出相对固定的思维模式，在思维模式的驱动下最终形成明确的理论模型。
以”便秘”这一常见病证为例:在排便困难时，并不需要任何医学知识，仅根据生活实践，便可想到吃浆果、饮水、运动，热熨腹部或袒腹纳寒，以及按摩腹部、按摩肛周等应对方法，这是“观念”阶段。当某些方法奏效后，一部分人会思考其原理，总结出“凉性物质可解热证”“外力按摩可解内结”等相对普遍的规律，这是“经验”阶段，身体的主要器官和某些特效药物(如大黄)、特效穴位(如天枢)也在本阶段被发现。在总结出诸多经验的基础上，自然而然就形成了相对固定的思维模式，如“人体规律与自然规律相通，肠道不通就如同河道不通”“治病当恢复正常气机，治疗便秘使腑气通降”等，这是“思维模式”阶段，此时医学相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已初具雏形。随着医学思维和医疗方法都较为成熟，人们发现，面对不同客体，各种疗法时而有效时而无效，为了快速选定最合适的疗法，最终总结出“气-阴阳-五行”模型，将证候、疗法整合为一个系统，临证时按图索骥即可，这是“理论模型”阶段，此时再面对“便秘”，便可以根据证候，快速判断其发病部位、寒热虚实，并施以相应的治疗。
中医五行思维在“思维模式”阶段萌芽，在“理论模型”阶段定型，其成熟的标志便是《黄帝内经》成书。由于模型本身自洽，与之相配的诊断、治疗方法也在长年实践中去芜存菁，通过五行思维生成的临床路径堪称“医疗捷径”。原本需要跟师、临证、游历多年才能掌握的医疗经验，在五行思维的条分缕析下，化零为整，易学难忘。面对复杂病情时，也不再踌躇不定，只要熟知五行规律，便可分析出最合适的治疗方法，正如《黄帝内经素问》所言:“谨熟阴阳，无与众谋……明知逆顺，正行无问”。
五行思维的便捷性还在于分析疗效原理时，只落实到“气”的层面，对于物质层面则全然不关心。这种“不求甚解”，在早期社会是有优势的，由于我们只需要知道大黄可以促进肠道蠕动，而不需要知道大黄促进肠道蠕动的微观机制，便可以将节约的精力用于研究其他病证。好比我们使用电脑，并不需要知道主板、芯片、硬盘、显示屏的工作原理，基于图形互界面便可办公。中医五行思维之于人体，就相当于图形交互界面之于电脑。
然而，也正是因为五行思维太过实用，导致历代医家产生了思维定式和路径依赖，反而阻碍了医学的进一步发展。在《黄帝内经》后的两千年历史中，不乏医学创新，例如:孙思邈已经洞察到水肿脚气病与“常食精米”有关,并附上了谷白皮粥方:“谷白皮五升(切，勿取斑者，有毒)，上一味，以水一斗，煮取七升，去滓，煮米粥常食之”。但是在思维定式和路径依赖下，依然将脚气病归于“风毒”，并未进一步提出类似“维生素”的概念。
同时，后世医家将“五行的相互关系”运用到极致，任何一种医学理论、治疗方法，都可以在五行范式内自圆其说，这在某种程度上，反而降低了五行思维的参考价值。正如科学哲学家波普尔所言:“理论应具备可证伪性”。永远都“对”的理论，可能只是文字游戏。
3.与西方医学相较下的得失
如果说五行思维源于“空间-时间”，那么西方文明同样有东南西北、春夏秋冬，为何没有诞生五行思维呢？这是因为，无论在五行思维的形成过程中，还是实际使用时，都涉及到大量的“取象比类”工作。然而，西方文明自古希腊时代便推崇形式逻辑，将类比则视为“不可靠的论证”，因此缺乏诞生五行思维的基础。
虽然如此，西方文明在思维方面也有其独到之处，例如，公元前3世纪左右，亚里士多德在解释降雨时便采用了连贯性的论证:云气存有(质料因)，冷却液化为水(主动因)，水的天性就是会降落地面(形式因)，目的是滋养动植物(目的因)。虽然由于直觉的局限性，部分认知本身是错误的，但仍比东方文明的“地气上为云，天气下为雨；雨出地气，云出天气”(《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更为明确具体。
西方文明对形式逻辑的推崇，在科学研究中则表现为还原主义，倾向于尽可能具体地分析事物，以理解其本质，面对医学也是如此。与亚里士多德同时期的赫罗菲拉斯(解剖学之父) 便发现了脑脊髓膜、玻璃体、视网膜、唾液腺、前列腺、卵巢、乳糜管、淋巴等精细结构；埃拉西斯特拉图斯(生理学之父)则将一只鸟放在罐子里，记录喂饲重量、消化后的重量、排泄物重量，从而计算出不可见的代谢重量。
受限于科技水平，直到公元1世纪后的盖伦时代，西方医学依然止步于“思维模式”阶段，并未形成“理论模型”，在漫长的中世纪也没有明显发展。但是随着文艺复兴运动的兴起，思想得到解放，科技水平迅速提高，达芬奇、维萨里、赛尔维特、哈维、散克托留斯等学者的研究极大推动了医学进步。16世纪时，显微镜得以发明，细胞和微生物进入了人类的视野，重塑了人们的世界观。在16世纪至19世纪间，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均快速发展，此时，西方医学的认知水平已经较为先进，但是临床医学的发展却相对后。然而，随着1842年乙醚用于外科麻醉、1847年漂白剂(主要成分:次氯酸钙)用于术前消毒、1896年X射线投入临床，乃至1943年青霉素首次用于临床治疗，西方医学最终建立了系统的“理论模型”，并超越其文明属性，成为了世界通行的“现代医学”。
20世纪后，西方医学在分子生物学、遗传学、免疫学、再生医学等领域继续保持着高速发展，同时积极吸纳材料、机械等学科的尖端成果，攻克了越来越多的疾病，无形间给了中医学压力。
部分中医学者对此可能会感到悲观，其实大不必。正如前文所说，我们使用电脑时，基于图形交互界面即可操作，同样，在面对疾病时，基于患者的宏观表现也完全可以展开诊疗。熟练掌握“气-阴阳-五行”框架的医生，不借助任何现代仪器，就可以根据证候投以相应的治疗方法，从整体上调节患者的身心状态，在心血管、消化、呼吸、生殖、内分泌、免疫等诸多系统疾病的治疗中，仍然保有着西方医学难以比拟的疗效。
这份优势，一方面源于中医学本身的高明，另一方面则有赖于西方医学当前的局限性。当患者只有自觉症状时，由于缺乏器质层面的信息，西方医学往往难以展开诊疗(有时会给予安慰剂)；即使器质层面有明确的指征，西方医学的治疗有时也虑不及远。以高血压病为例，常规疗法有抑制心脏搏动、扩张血管、降低血容量等，通常是对导致血压升高的直接原因进行干预，而不考虑导致心脏、血管、血容量从正常变为异常的根本原因。如果说西方医学降血压，是想办法让心脏跳得不那么用力，那么中医学降血压，则是想办法干预“导致心脏跳得用力”的因素，从根本上消解高血压病发病基础，后者的思考比前者深了一层，这也是为什么中医学治疗高血压病一段时间后可以停药，而西方医学治疗高血压病则需要终身服药。
还原主义视角下的研究针对的是局部，临床时却要面对整体，难免会“盲人摸象”“未窥全豹”。因此，临床水平滞后于基础研究，是西方医学哲学体系下的必然结果。
4.现代中医如何守正创新
现代科学的开创者公认是伽利略，因为他开创了“通过观察抽象出数学拟合，通过实验对数学拟合进行验证”的科学方法论。某种意义上中医学也是如此，只是抽象出的不是数学公式，而是五行范式，而这套范式之所以能流传至今，也是因为在临床实践中得到了验证。因此可以说，中医学与西方医学，只是认知角度、发展阶段不同，并没有优劣之分。
然而，居安思危是中华民族的传统智慧，面对西方医学的快速发展，我们在守住五行思维优势的同时，也要吸收西方医学的优点，笔者在此提出3点建议。
第一，基本概念应明确。目前，气、阴阳、五行等诸多基本概念的内涵仍不清晰。由于概念长期不统一，部分学者甚至陷入了不可知论，认为中医学的概念本应是模糊的，这是东方哲学的“魅力”所在。殊不知，正是因为基本概念未统一，中医学内部才始终无法形成合力。
西方医学在具体议题上也存在各种理论、各种假说，但他们已经不会对元素、细胞等基本概念产生分歧了，原因很简单–借助显微镜，真的可以“看”到原子和细胞。
中医学的劣势在于，气、阴阳、五行具有抽象属性，天然可以容纳不同的解读。以“气”为例，有人认为它切实存在并且可以被感知，只是现有的仪器尚无法检测；也有人认为它是某些功能的概括，是现象集合而非物质实体；还有人认为它是古人对于“不可知”的代指，是认知水平低下时的模糊化表达…… 这些观点都有对应的论据，都可以自圆其说，因此同时被学界所接受，原因也很简单–在不同语境中，同一概念所指代的内涵确实可能不同。
那么，中医学便只能保持现状吗？当然不是。在西方文明中，“元素”一词曾经也是抽象的，甚至长时间作为神秘主义概念，然而随着分子、原子的存在相继明确，“元素”概念在学术界有了固定的涵义。中医学也应如此，气、阴阳、五行这些概念在古籍中确实曾表示不同的内涵，但是在21世纪的今天，我们完全可以参照科学体系，重新厘定中医学的基本概念和理论框架，使其明确、具体。
第二，应建立量化标准。中医的治疗是有量化标准的，处方剂量、针刺深度、艾灸时间(壮数)等均有数可依，但是在诊断阶段，似乎又没有量化标准，比如左关脉实，判断为肝气郁结，若是追问郁结到何种程度，回答往往止于“轻度、中度、重度”，难以落实到具体数字。这种现象是非常正常的，因为中医的诊断很大程度上源自医生的主观判断，既是主观，就算量化了，意义似乎也不大。但是近些年国家在提倡中医药现代化和标准化，各类脉诊仪、舌诊仪纷纷推出，大有机器取代人的趋势。
在这种情况下，原有的定性分析已稍显不足，需要建立新的量化标准。仍以脉诊为例，先根据患者的整体脉象计算出基值，再将每一部的脉象与基值相比较，综合年龄、身材等因素，判断各部浮、沉、小、大、滑、涩的程度，最终是可以得到量化诊断的，如“肝气郁结70%”。有了量化诊断，便可计算出相应的药量，对于肝气郁结20%和70%的两位患者，处方和药量自然是不同的。
同时，中医学的核心特色包括“象数思维”，只有建立了量化标准，才能将“数思维”落到实处。即使不用于机器，定量结论所含的信息本身也比定性结论更丰富，既有利于学术交流，也有利于制定临床指南，甚至可能成为中医临床与现代科学接轨的重要桥梁。
第三，要在实践中修正理论模型。一切理论模型都含有主观、非理性的因素，即使是现代科学和西方医学也不例外，而五行作为古代的思维模型，在认识自然和生命时，也有很多主观、非理性的臆测和推论，有时未必能反映事物的本质。指出这一点，并非呼吁大家抛弃五行思维，而是提醒大家，五行思维只是“解题工具”，并不是“标准答案”，需要在实践中不断加以检验和修正。
历代医家对五行思维也有发挥，比如刘完素的“亢害承制论”、张元素的“药类法象说”等，但多是针对经典提出自己的心得，极少有人敢于指出其不当之处。在大部分古代医家心目中，圣贤之言必是真理，纵然不知所云，也只归于自己才疏学浅，未能解悟古圣真意。与此形成对比的是，也有很多中医大夫临床上已经基本不用五行思维，开药用经验方，针灸用经验穴，医学模式可谓退回到了“哲学方法”阶段–分析其原因，可能因为不理解、不认可五行思维，可能单纯觉得它麻烦，直接“对症下药”反而更为顺畅。
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都是不可取的，五行思维可能不是最完美的思维模型，但目前仍是中医整体观念最切实的抓手，既不能盲从，也不能轻视，而应在成功的实践中验证之，在失败的实践中修正之。
“类比推理”可以为研究者提供灵感，帮助发现真理，但不能作为论证依据。在中医学发展的进程中，“取象比类”的五行思维曾起到发现或发明手段的作用，然而在《黄帝内经》成书后，其一跃成为临床诊疗的依止，反而不利于医学的进一步发展。当今时代，我们可以将其作为某种方便的思维工具，部分保留其知识索引、临床路径的功能，但不能囿于五行理论，而应有所超越，展开对实质性原理的深入研究。
在唯物主义史观下，当人们对空间、时间的认知积累到一定程度，必然会试图用尽量简洁的模型整合这些认知，这是五行思维出现的必然性。相较于鬼神之论，五行思维的“取象比类”是进步的、“不求甚解”是实用的，在很长一段时间中，对人们探索自然规律具有积极意义，其在医学领域的贡献尤为明显，即使在现代社会，仍然具有极高的临床价值。
然而，整合认知可以有很多种方案，我们的祖先却选择了五行思维，这是五行思维出现的偶然性。在掌握了这一思维工具后，我们的祖先也完全可以将其作为踏板，进一步探索现象背后基础原理，但是目前看来并没有系统性的成果–古代的技术水平可能在螺旋上升，但是对基础原理的认识始终处于混沌状态。
以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而言，在漫长的两千余年间，大概率有人展开过对底层原理的探索，但是这样的探索，对于封建统治集团而言，不仅无益于统治，还有可能成为不安定因素，因此倾向于打压。西方文明的宗教、世俗统治也曾打压过科学探索，但是他们的政权较分散，内部竞争压力较大，当科技较先进的国家在国际竞争中取得优势时，自然引起其他国家效仿，也正是在国力的此起彼伏之间，西方文明的科学水平最终突破了临界值。
在知识可以累积的智能族群中，发展出科学是必然趋势，因此当我们从外部引进科学后，对其极为重视。这本身是好的，但是部分人陷入了二元对立思维，认为“科学是好的，不科学的事物一定是坏的”，在未了解中医阴阳五行本质的情况下就对其展开了尖锐批判，这是一种非理性心态。事实上，同五行思维一样，当今的科学体系也还远不能揭示世界的本质，只是“解题工具”，而不是“标准答案”。
可能有一天，现代医学的研究也会深入到“病因背后的原因”，甚至探明“更接近生命本质的物质结构”，届时，五行思维或许会退出历史舞台。但是很明显，“病因背后的原因”中医学早已认识到，并已经掌握了干预方法，而中医学对于精、气、神的认识，本就为探索“更接近生命本质的物质结构”提供了线索。因此，现代医学的下次变革，很可能由同时掌握了五行思维和科学思维的现代中医所引领，而五行思维也并不是被淘汰，只是迭代成了更完善的模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