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任你变化万千，不出病机十九条
黄帝问：“愿闻病机如何？”岐伯说：“诸风掉眩，皆属于肝。诸寒收引，皆属于肾……”像这样的病机，岐伯一共回答了十九条，这就是著名的十九病机。我对十九病机的研究虽说不上很深，但已隐隐约约地感受到它的重要性。事实上，任你千变万化，不出十九病机。可是，现在研究它的人很少，像《中基》的病机篇，本来应该以这个十九病机为核心，可现在连提都很少提到它。这是什么原因呢？当然，是对它的重要性认识不够。以为天下的疾病那么多，那么错综复杂，怎么可以就用这简单的十九条病机加以概括、加以说明呢？
十九条病机，能否如上述般概括和解释呢？答案无疑是肯定的。岐伯在此运用了“诸”和“皆”这两个词汇，其肯定之意已昭然若揭。无论何种“风”，无论何种“掉眩”，其根源均与肝紧密相连。当我们面对这些症状时，应着眼于肝，深入挖掘，定能找到疾病的真正根源。这一点，岐伯已经为我们提供了确凿无疑的指引。
同理，“诸痛痒疮，皆属于心”。无论是疼痛、痒感还是疮疡，其根源均与心息息相关。我们可以从心入手，探索问题的根源。至于如何寻找，我们将在后续的探讨中逐步揭示。
在岐伯详细阐述了这十九条病机之后，他也预见到黄帝可能会像我们一样心生疑惑。为了消除这些疑虑，岐伯进一步引用了《大要》中的一段话：“谨守病机，各司其属，有者求之，无者求之，盛者责之，虚者责之，必先五胜，疏其血气，令其条达，而致和平。”这段话明确告诉我们，要坚守病机理论，不容动摇。同时，要明确各个脏腑的职能，各自承担其应有的责任。当面对各种症状时，要灵活运用“有者求之，无者求之，盛者责之，虚者责之，必先五胜”的原则，通过调理气血，使其达到和谐平衡的状态。
总之，岐伯所阐述的十九条病机理论，为我们提供了深入理解和治疗疾病的重要框架。只要我们遵循这一理论，并灵活运用其中的原则和方法，必定能够在探索疾病根源的道路上取得更为显著的成果。
当我们面对一个眩晕的病人时，首先要观察其症状，以确定病因是否与肝有关。若病人呈现肝病的典型症状，如面色青青、脉弦等，这即是“有”的情况，我们可据此确定病因，采取相应治疗。
然而，当病人症状并不明显，无肝病色脉时，我们称之为“无”的情况。这时，我们不能轻易放弃，因为眩晕与肝的关系是病机所规定的。那么，如何在这种情况下找到病因呢？
这就需要我们运用“必先五胜”的原则，即根据五行相生相克的关系来推理。例如，若病人虽无肝病色脉，却表现出肾虚的症状，我们应考虑肾水不足导致木失所养的情况。治疗时应以补肾为主，以达到母子相生的效果，从而治愈眩晕。
若肾虚的情况也不明显，我们可继续观察肺的情况。若肺家盛，金太过，克制肝木，则应泄其太过，使木不受克；若肺虚金不及，则应佐金平木，以助肝木生长。
此外，我们还应关注心和脾的情况。心虚则子盗母气，导致肝木失养；心实则火旺克金，金不制木，此时应泄心火以解病。土虚亦可能导致眩晕，因为土不能育木，此时应调理脾胃以治病。
总之，面对眩晕这类疾病，我们应遵循五行生克的原则，从肝入手，综合考虑各脏腑之间的关系，以找到病因并采取相应的治疗措施。这样才能更好地为患者解除病痛，实现医术的价值。
在深入研究疾病的过程中，我们可以从上述过程得到一个深刻的启示：病机的巧妙之处，在于它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明确的中心坐标。这个坐标就像一座灯塔，指引我们在茫茫的医学海洋中前行。当我们明确了这个中心点，我们就可以根据五胜、生克等原则，有条不紊地搜寻疾病的根源。这种有目标的搜索，比起漫无目的的探寻，无疑要高效得多。
病机的智慧，就像一把钥匙，为我们打开了疾病之谜的大门。它告诉我们，导致风、掉、眩等种种症状的最关键因素，常常与肝有关。这一发现，无疑是医学领域的一大宝藏。然而，令人遗憾的是，我们有时却未能充分珍视这份宝贵的遗产，甚至有时将其视为无足轻重的事物。
古人曾言：“传非其人，漫泄天宝。”这句话提醒我们，对于病机的理解和应用，需要我们用心去学习和研究。如今，尽管很少有人深入研究这种病机辨证方法，但我坚信，只要我们用心去发掘，去实践，就一定能够发现其中的奥秘。
清代名医王旭高的“治肝三十六法”，正是基于对病机的深入理解和应用。这些方法，无不体现了病机的智慧。而所谓的隔一、隔二、隔三等治法，更是展示了病机在实践中的灵活应用。这些治法告诉我们，有时治疗某一脏腑的疾病，并不需要直接针对该脏腑，而是可以通过调理其他脏腑来达到治疗效果。
因此，对于病机的理解和应用，我们需要保持开放的心态，勇于探索和实践。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掌握病机的智慧，为疾病的诊断和治疗提供有力的支持。同时，我也希望大家能够沿着这个思路去研究，将病机的智慧更好地应用于临床实践中，为人类的健康事业做出更大的贡献。
在上述讨论中，我们深入探讨了十九病机的内涵，并对运气学说有了更为清晰的认识。现在，随着小雪节气的到来，我们可以清晰地感受到当前的气宜：潮湿、沉闷，使得人们易感疾病，尤其是感冒频发。这种感冒与往常有所不同，若是不了解年之所加，不明了运气，治疗起来便会颇为棘手。
目前，寒湿当令，湿气尤为严重，仿佛又回到了春天的潮湿时节。我曾在前几天接诊了三位患者，病情各异，却都用同一张方——《和剂局方》中的五积散，取得了显著疗效。这便是“异病同治”的生动体现。这三位患者虽然病症不同，但他们的气宜却是相同的，这便是我们治疗的共同点。因此，只要我们能够准确把握气宜，审察病机就会变得轻而易举，进而制定出精准的治疗方案。这确实是临床上一个极为实用的法门。
以一位年仅26岁的恶性肿瘤患者为例，他看上去气色极差，自觉症状并不明显，仅有头胀和微咳（已肺部转移）。脉诊结果显示右弦滑，尺涩，左脉沉细，不耐按。舌淡暗，苔白水滑。面对这样的患者，我们应如何思考呢？再观察他之前服用的药物，主要是大量的半枝莲和白花蛇舌草。这些均为清热药，对于热毒结聚的肿瘤确实有一定疗效。然而，对于寒湿凝结的肿瘤，则可能适得其反。
在中医看来，治病需讲求辨证施治，有是证则用是方。《内经》有云：“寒者热之，热者寒之。”这是我们必须遵循的治疗原则。面对寒性病症，我们应选用温热药，无论患者是否患有肿瘤。这位患者在1994年首次发病，那年是甲戌年，土运太过，太阳寒水司天，太阴湿土在泉。对于这样一位肿瘤患者，我们很难精确界定其发病日期，因为其发病界限并不像感冒那样明确。因此，了解当年的气候特点变得尤为重要。1994年的气候特点是寒湿偏重，尤其是湿气尤为盛行。我们可以推测，他的肿瘤可能在1993年就已经开始孕育。而为何选择在1994年爆发？这无疑是当年的气候变化为其提供了有力的支持。今年又是庚辰年，司天在泉同样是寒水湿土，这进一步印证了我们的推断：这位患者的疾病与寒湿密切相关。寒湿之气对他的内环境和免疫系统造成了不利影响，相反地，却对肿瘤的生长提供了助力。
大家想一想，这个“年之所加”重不重要呢？确实很重要。如果再参照舌脉，舌脉也跟这个相应，那病机就肯定了。所以，这个病你别管它是什么，你就从寒从湿去治疗，去掉这样一些对肿瘤有利的因素，去掉这样一些对机体不利的因素，即便它不好，至少也不会助纣为虐。
中医的可重复性与不可重复性是一个复杂而深刻的话题。在黄帝的《黄帝内经》中，他提出了一个关于病机的观点：“夫百病之生也，皆生于风寒暑湿燥火，以之化之变也。”这意味着，从广义上讲，许多疾病，包括肿瘤，都受到外部环境因素的影响，特别是六气的变化。因此，理解并应对这些因素，对于疾病的治疗具有重要影响。
然而，在现实中，我们常常看到中医的治疗方法在某些情况下似乎不能重复或普适。以五积散为例，这是一种被广泛认为具有抗癌作用的中药方剂。然而，如果我们将其用于科研实验，可能会发现结果并不如预期。这并不意味着五积散没有抗癌作用，而是我们可能没有正确理解其适用范围和机理。
五积散主要针对的是寒湿这一因素。在寒湿环境下，五积散的效果是显著的，也是可重复的。但如果我们将其用于其他因素引起的疾病，那么效果就可能不尽如人意。这就像抗菌素只能对细菌有效，而不能对病毒产生同样的效果一样。
然而，现在的中医科研往往忽视了这一点。许多研究试图将某种中药方剂或治疗方法应用于所有类型的疾病，这无疑是不现实的。临床实践中，哪有这么多同类因素引起的同一种病呢？因此，当这些研究无法达到预期效果时，人们往往会怪罪于中医本身，而不是研究方法的问题。
此外，我们的科研部门和杂志所制定的政策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这种倾向。他们更倾向于发表那些具有大量病例支持的研究，而忽视了这些病例是否真正具有代表性。这种做法不仅扭曲了科研的真实性，也损害了中医的声誉。
因此，我们需要重新审视中医的可重复性和不可重复性。我们应该承认，中医并非万能的，它有其独特的适用范围和机理。只有当我们真正理解并尊重这一点时，才能充分发挥中医的优势，为人类健康做出更大的贡献。
病机这门学问是中医的大学问，前面我们只略说了“诸风掉眩”这一条，那么，还有“诸痛痒疮，皆属于心”，“诸湿肿满，皆属于脾”，“诸暴强直，皆属于风”呢？这些也是一样，大家可以用同样的方法去逐条地剖析。反正这个前提它给你定死了，把这个前提作为中心，围绕这个中心，按照上述这些原则去搜寻，就一定能够查出实据。等到你将十九病机烂熟于胸，将搜求的方法烂熟于胸，你去治病就会左右逢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