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药不及必会延误病情

临床疗效与用药剂量的大小之间，实则蕴含着深厚的医理与智慧。自古以来，医者们在长期的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他们深知药物剂量的微妙变化对于治疗效果的深远影响。

仲景之四逆汤，便是古人用药剂量精准把控的典范。此方中，炙甘草、干姜、附子三者相互协同，共同发挥着回阳救逆的功效。对于阳衰阴盛所致的重症，如下利清谷、呕吐、恶寒等，仲景巧妙地在药物剂量上进行了调整。当病情进一步恶化，出现脉微细欲绝、身反不恶寒等危重症状时，他果断地加大了姜、附的用量，以期通过增强药效，迅速逆转病情，达到通脉救逆的目的。

又如清瘟败毒饮，其原方中对生石膏、小生地、川黄连等药的剂量也进行了详细的划分。根据病情的轻重缓急，医者需灵活调整药物剂量。当六脉沉细而数时，病情较重，需用大剂；沉而数者，病情稍轻，可用中剂；而浮大而数者，病情较轻缓，则用小剂。这种精细的剂量划分，既体现了医者对病情的深入洞察，也展示了他们在用药剂量上的高超技艺。

综上所述，药物剂量的轻重与病情的轻重密切相关。在临床实践中，医者需根据患者的具体病情，审慎地选择药物剂量，以期达到最佳的治疗效果。同时，我们也应深刻认识到，用药剂量并非一成不变，而是需要根据病情变化进行灵活调整。只有如此，才能真正发挥药物的疗效，为患者带来康复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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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点击输入图片描述（最多18字）曹仁伯医案中的“肿胀”篇章深刻揭示了湿热之邪侵袭人体三焦所导致的肿胀病象。当湿热邪气充斥于三焦之间，患者往往容易出现肿胀的症状。若邪气主要侵袭上焦，则会导致小便量减少，这是湿热邪气阻滞水道、气化失常的明显表现。曹仁伯指出，尽管病情已经持续了一段时间，但中上二焦的邪气依然旺盛，若仅按中上二焦的治法施治，病情却并未得到缓解。曹仁伯认为这可能是因为病情较重，而所用的药物剂量较轻，无法有效祛除病邪，因此他提出应加大药物剂量，以增强疗效。

著名中医学家蒲辅周也曾治疗过一位梁姓患者，该患者被诊断为流行性乙型脑炎。其症状表现极为严重，高热不退，腹部胀满微硬，哕声连连，目赤不闭，无汗而手足躁动，烦躁不安，甚至有狂躁之势，神智昏沉，言语谵妄，四肢厥冷，下利纯为青黑之水，脉象沉数而有力。前医曾多次使用清热、解毒、养阴的药物进行治疗，但病情却愈发严重。

蒲辅周在详细诊察后，认为此症属于温邪深入阳明之腑，热结旁流之证。他果断地采用了小承气汤进行治疗，意在攻下热结，疏通阳明。服药后，患者哕声停止，大便通畅，汗出而厥冷症状得到缓解，神志逐渐清明，热势减退，诸症均得到显著改善。随后，蒲辅周又以养阴和胃之剂进行调养，最终使患者得以康复。

从这一医案中，我们可以看出，对于热结阳明之里实热证，其病情严重，非攻下之法不可。而前医仅采用一般的清热、解毒、养阴之剂，显然是药不对症，病重药轻，故而导致病情未能得到缓解。蒲辅周的高明之处在于他能够准确判断病情，并采用恰当的治疗方法，从而取得显著的疗效。这也充分展示了中医学在辨证论治方面的独特优势。
除了精心选择适宜的中药外，在制剂形式的选择上同样需要深思熟虑。历代医家通过长期的临床实践，已经为我们积累了大量的经验。《圣济经》曾言：“汤液主治，本乎腠理，凡涤除邪气者，用汤为宜，伤寒之治，多先用汤者以此。”这说明了汤剂在清除邪气、治疗伤寒等急性病症中的重要作用。同时，文中还提到：“散者，取其渐渍而散解，其治在中。”意味着散剂在治疗某些病症时，能够通过逐渐渗透、消散的方式，达到治疗的效果。

李东垣也曾指出：“汤者荡也，去大病用之，……丸者缓也，不能速去之，其用药之舒缓而治之意也。”这里明确指出了汤剂与丸剂在药效发挥速度上的不同。汤剂因其吸收迅速，能够快速发挥药效，故多用于急性病或大病、重病；而丸剂则因其吸收缓慢，药效持久，更适用于慢性病的治疗。

此外，中药汤剂的煎法也是影响药效发挥的关键因素。煎法不妥，药效难以充分发挥。例如，金石类、介类的药材如石膏、磁石、牡蛎等，因其不易溶出药性，需先打碎并煮沸一段时间后再加入其他药物；而含挥发性物质的芳香药材如沉香、薄荷、肉桂等，则应在其他药物即将煎好时加入，以防药性挥发。同时，对于有毒的药材如川乌、草乌、附片等，更需先煎以减轻其毒性。

医圣仲景在运用大承气汤时，便通过精细的煎药方法，使各药材的药效得以充分发挥，从而在治疗阳明热结便秘等实证时取得了显著的效果。徐灵胎也强调：“煎药之法，最宜深讲，药之效不效，全在乎此。”这足以证明，煎药方法对于药效的发挥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

因此，在选用中药时，我们不仅要注重药材的选择，还要关注制剂形式和煎药方法的选择与运用，以确保药效能够充分发挥，达到最佳的治疗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