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理解：诸寒收引皆属于肾水
自《内经》一书提出少阳相火的概念以来，这一理论在宋金元时期得以进一步深化与发展，尤其当相火概念被引入到人体生理病理之中时，引发了学术界的广泛讨论与争鸣。其中，刘完素提出的命门相火说尤为引人注目，成为了当时医学领域的一大热点。
刘完素在阐释“诸寒收引，皆属于肾.水”这一句时，不仅将其归属于左肾之水，更是创造性地将其与右肾之火相联系，从而极大地扩展了火在病机十九条中的地位与影响。这种独到的见解，不仅突破了前人的思维框架，更为后世医家提供了全新的思考角度。
关于他的右肾命门相火说，刘完素进行了详尽的阐述。他认为，右肾属火，其相火游行于三焦之间，人体的兴衰之道皆由此而决定。他进一步指出，七节之旁中的小心，即是命门相火的所在之处。这一理论在《素问玄机原病式●火类》中有着明确的记载，展现了刘完素深厚的医学造诣与严谨的推理能力。
然而，刘完素的理论并非毫无争议。他通过将右肾、命门、小心、包络等概念融为一体，以心与小心字面相对为依据进行推理，这在某些前人的论说中似乎显得欠缺说服力。然而，正是这种大胆的创新与突破，使得命门相火说得以在后世医家中得到广泛的认同与传承。
尽管刘完素的理论在某些方面存在争议，但其对肾与相火关系的深入探索与阐述，无疑为中医理论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他的右肾命门相火说，不仅丰富了中医理论体系，更为后世医家提供了宝贵的思考与借鉴之处。
刘完素创立右肾命门相火说，其深远意义不仅在于对中医理论的丰富与发展，更在于为医者提供了一种全新的病机阐释、治则确定以及方药选用的思路。在他的著作《原病式●火类》中，他详细阐述了五行相生相克之理，指出阴中有阳，阳中有阴，万物皆需阴阳平衡，相互济养，方能维持和平。而当这种平衡被打破，出现变乱失常时，疾病便随之而生。他进一步指出，水与火的平衡在人体中尤为关键，水少火多则阳实阴虚，表现为热病；水多火少则阴实阳虚，呈现为寒病。
刘完素在阐释肾脏功能时，特别强调了右肾命门相火的重要性。他认为，尽管同为肾脏，但右肾主火，左肾主水，两者在功能上既相互对立又相互依存。这一观点在临床治疗上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当左肾不足时，应以水济之，以滋养其阴；而当右肾不足时，则应以火济之，以温补其阳。
在《素问病机气宜保命集●虚损论》中，刘完素虽未直接提及相火一词，但他所提出的治法却与相火理论紧密相连。他对于阳虚阴盛的患者采用八味丸进行治疗，而对于阴虚阳盛的患者则使用黑地黄丸加五味子（即肾气丸）进行调治。这些治法充分体现了刘完素对于水火平衡的重视，也为我们后世医者提供了宝贵的借鉴与启示。
倘若我们以后世温补学派的用药经验来审视刘完素的治法，不难发现其治水火之法与温补学派有着异曲同工之妙。这足以证明刘完素创立右肾命门相火说的深远影响与重要价值。他的理论不仅丰富了中医的理论体系，更为我们后世医者提供了一种全新的治疗思路与方法，使我们在面对复杂多变的疾病时能够更加游刃有余地应对。
然而，在刘完素的医学理论中，他却不慎将右肾命门相火说与少阳相火论混淆在一起，导致了一些概念上的模糊。他所列举的一系列病症，如寒客心痛、腰腿痛、大关节不利等左肾水病证，以及少气、疮疡、疥癣、痈肿、胁满等右肾命门相火病证，看似详尽，实则都是基于五运六气学说的内容，缺乏更深层次的病理机制探讨。
在刘完素的治则中，他提出了咸寒治热、咸冷治火、甘热治寒、辛热治寒等方法，这些原则虽然在一定程度上遵循了运气学的规律，然而对于右肾命门相火说的具体选方用药却缺乏明确的指导意义。这也反映出刘完素在理论构建上的局限，他试图将复杂的医学现象简化为一套统一的规律，却忽略了疾病本身的多样性和复杂性。
不过，值得肯定的是，在刘氏所谓的外感热病的治疗上，他的理论还是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的。例如，他根据相火的酷烈之性和升发之性，提出在辛凉咸寒的方药中加重清热解毒的药物，如贯众、金银花、虎杖、野菊、玄参、茵陈等，以遏制病邪的嚣张气焰。同时，他还主张稍加升散之药，如升麻、柴胡、薄荷、桔梗、羌活等，以顺应相火的升发之势，达到驱邪外出的目的。这种治疗方法既体现了刘完素对疾病本质的深刻理解，也展示了他灵活运用医学理论的实践能力。
“诸寒收引”这一病机，在《原病式》中得到了深入剖析，书中言：“收敛引急，寒之用也，故冬寒则拘缩矣。”此语不仅揭示了寒邪的本质属性，更从季节变化的角度，生动地描绘了寒邪导致机体拘缩的现象。从本质上讲，这一病机确实归属于肾水的范畴。然而，若要深入探究，我们或许可以说，它更准确地属于寒水。在五运主病的理论中，水与寒紧密相连，水运在六气中便表现为寒。因此，又有“诸病…屈伸不便…皆属于寒”之说。
刘完素对“诸寒收引”的阐释，为我们提供了更为丰富的视角。他指出，水体清静而气寒冷，寒邪主拘缩，易导致血脉凝滞。因此，临床上常可见四肢舒卷不便利、少腹拘急疼痛、颈项活动掣引不舒等症状。对此，治疗原则在于“温其表里，助其阳气”，即通过温阳散寒的方法来缓解症状。
值得注意的是，刘完素并未简单地将“诸寒收引”归结为寒水，而是进一步探讨了肾水在其中的作用。他认为，肾水亏虚，不济相火，则相火之热亢盛。这种火盛状态虽看似与寒相悖，实则蕴含着深刻的机理。热极似寒水之象，表现出收引的症状，但其特征与真正的寒邪所致收引有所不同。临床上，热极之收引虽有寒象，但并不会导致大关节不利、屈伸不便等严重症状，而是表现为瘛疚骨痛节有动、或瞞瘛暴死等特征。
因此，在治疗上，需根据全身症状来判断病情的轻重以及寒热的真假。对于阳病似阴证者，亦须急以“寒药调治”，遵循苦寒攻下之旨。在具体用药上，可根据病情轻重选择不同方剂。对于较轻的寒邪收引症状，可选用《金匮要略》中的乌头汤（麻黄、乌药、黄芪、甘草、川乌、白蜜）；而对于热极似寒所致的收引症状，则可使用承气汤之类的方剂（如大承气汤、小承气汤、调胃承气汤或刘完素自制的三承气汤）进行治疗。通过精准的辨证施治，我们可以有效地缓解“诸寒收引”所带来的各种症状，恢复机体的健康状态。
平心而论，刘氏对于六气关系的认识，无疑是中医理论中的一大创新，叶天士将其精髓概括为“六气客邪，悉从火化”，这已经成为中医界广为流传的术语，现在更是习称为“六气皆从火化”。这一观点揭示了风火皆为阳性，火热相生相克的深刻内涵。热至极时生风，风为热之表象，热为风之本源，两者互为表里，相互依存。火热之间更是同根同源，火为热之极，热为火之渐，如同烈火燃烧，炽热难当。
在刘氏的理论体系中，湿土生于火热怫郁，水液不得宣通，犹如夏日暴雨前的闷热压抑，湿气蕴积，难以疏散。燥与火热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风胜则湿去，热耗则液干，火燥则物焦，这些都是燥生之源。唯有寒与热相对立，但在伤寒热病的治疗过程中，若用寒药太过，则会耗损阳气，使热变为寒，这也是六气之间相互转化的一个例证。
因此，刘氏提出治病求本，运用苦寒药物以调和六气，这一理念对后世影响深远，使得刘完素被誉为寒凉派的代表人物。当然，风寒湿燥热郁久均能化火，风火皆为阳动之性，木复生火，热火同类，这些都是六气之间的相互关联和转化。湿热郁久则成阳明实热，燥为血少津亏，多生内热，这些都是六气化火的典型表现。
此外，刘氏还将肾分为左水右火，创立了右肾命门相火说，这一理论实质上也是为六气皆从火化奠定理论基础的。正因为肾中有水有火，诸寒收引皆属于肾水，而这些寒象往往也是阳实阴虚之证，其根源在于火热之甚。对于阳虚阴实者，则多因寒凉药使用过度，损伤了正气所致。因此，可以说在六气之中，即使是热的反面——寒，也往往是从火化而生，更不用说其他四种邪气了。这一认识无疑为中医理论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也为后世医者提供了宝贵的启示。
另外还提到“水寒亢极，反似克水之土化，是谓兼化也”的兼化问题，也是刘完素有关六气之间相互关系的规律性认识之一。在刘氏著作中，六气兼化学说贯穿始终，特别是《原病式》中阐释五运主病、六气为病的具体病机时，除了阳气怫郁说外，用得最多的就是六气兼化学说。
(1)同化:“风热燥同，多兼化也；寒湿性同，多兼化也”，此语出自《寒类》，深刻揭示了自然界中不同气候因素间的相互转化与影响。在中医理论中，风、热、燥、寒、湿皆为常见的病因，它们既独立存在，又相互影响，共同作用于人体，导致各种疾病的产生。
首先，我们来谈谈燥邪。燥本属阴邪，与寒湿有所不同。然而，在某些情况下，燥邪却能与风热相互转化，共同致病。这是因为风邪具有胜湿的特性，能够驱散湿气，使人体失去润泽；而热邪则能耗伤人体的阴液，使机体干燥。当风邪与热邪共同作用于人体时，便容易形成燥病。这种燥病在临床表现上，常表现为口干、舌燥、皮肤干燥等症状。
此外，寒邪与湿邪也常相互兼化。寒邪能够凝滞气血，使机体运行不畅；而湿邪则能阻滞气机，使脏腑功能失调。当寒邪与湿邪共同侵袭人体时，便容易形成寒湿病。这种寒湿病在临床表现上，常表现为关节疼痛、肌肉酸痛、肢体沉重等症状。
综上所述，风、热、燥、寒、湿五种病因在自然界中相互转化，共同作用于人体，导致各种疾病的产生。因此，在中医治疗中，我们需要根据患者的具体症状，辨证施治，以达到最佳的治疗效果。同时，我们也要注意预防，避免受到不良气候因素的影响，保持身体健康。
(2)异化:“性异而兼化者有之，亦己鲜矣”这句话出自《寒类》，其深意在于揭示自然界中不同性质的元素在特定条件下相互转化、相互影响的稀有现象。在自然界和生命体系中，我们常常可以看到性质迥异的元素或力量在某种情况下相互交融、共同作用的例子，然而这种“性异而兼化”的现象并不常见，可谓是稀有而独特。
就如同在人体内，热邪内蕴的同时又感受了外界的寒邪，这种内外相反的力量在身体内部相互作用，往往会导致病情复杂、治疗棘手。再如，当胃中燥热炽盛时，脾脏却可能受到湿邪的侵袭，这种燥与湿的反常并存，不仅打破了身体的平衡，也给治疗带来了极大的挑战。
这种“性异而兼化”的现象，不仅存在于自然界的物理变化中，也贯穿于生命的每一个角落。它让我们认识到，世界并不是简单的黑白分明，而是充满了复杂与多变。在这种复杂多变中，我们要学会观察、分析，更要学会在变化中寻找规律，以应对可能出现的各种挑战。
因此，当我们面对“性异而兼化”的现象时，不应感到迷茫和恐惧，而应以科学的态度去探究其背后的原理和规律。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更好地理解和应对这个充满变化的世界，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
(3)胜己之化:亢过极，则反兼胜己之化，制其甚，这一观念在中医理论中占据了举足轻重的地位。犹如炼金之术，火候的掌握至关重要，火候至极，反而能使金化为液态之水。人体亦然，当体内热度过高，达到一定程度时，便会通过排汗的方式，将多余的热能排出体外，实现自我调节。这种转化，正是自然界与人体相互呼应的生动体现。
水体本柔顺，然而当寒冷至极时，便会凝结成坚硬的冰层，宛如大地般坚实。同样，土作为五行之一，主湿阴，它带来了云雨，使大地保持安宁与生机。然而，当土壤湿度超过一定限度，便会引发暴雨如注、狂风肆虐、雨水泛滥等自然灾害。
木主温和，是万物生长之源。然而，当风力过猛时，反而会吹散温暖，导致树木凋零折断。金主清凉，秋天本是万物成熟、收获的季节，但秋凉至极，却会使万物显得干燥无润。
由此可见，五行之间的相生相克关系，并非一成不变。在一定条件下，它们会相互转化，呈现出与自身属性截然相反的特点。因此，木极似金，金极似火，火极似水，水极似土，土极似木，这种相互转化的关系，构成了中医理论中独特的五行兼化观念。
六气兼化在临床实践中具有重要意义。它不仅能帮助医者深入剖析病机，还能为确立治法提供有力依据。正如古人所言：“脏腑经络，不必本气兴衰而能为病，六气互相干而病也。”在治疗过程中，医者需明辨标本虚实，或同祛数邪，或仅祛火热，或治未病，或逆从以治之。通过灵活运用六气兼化理论，医者能够更准确地把握病情，制定出更为有效的治疗方案，为患者带来更好的治疗效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