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药不结合时宜必会误治
明代医家缪希雍，以其深厚的医学造诣，在医药领域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他精心撰写的《脏气法时并四气所伤药随所感论》一文，深刻阐述了审时用药的重要性，为后世医者提供了宝贵的用药指导。
缪希雍在文中强调，用药之道需顺应四时之变，因时制宜。他提到：“春温夏热，元气外泄，阴精不足，药宜养阴；秋凉冬寒，阳气潜藏，勿轻开通，药宜养阳。”这段论述，宛如一幅四时更迭、阴阳转换的画卷，生动展示了用药之道与自然界息息相关的哲理。
缪希雍进一步指出，用药扶正补养需因时制宜，而在祛邪治病时，同样应考虑时令对气机的影响。他认为，在不同时令使用温法，用药轻重需根据季节来调整。这一观点，既体现了医者对人体气机的深刻理解，也展现了其顺应自然、因时制宜的用药智慧。
正如程钟龄在《医学心悟•论温法》中所言：“若论其时，盛夏之月，温剂宜轻，时值隆冬，温剂宜重。”这句话生动描绘了医者在不同季节使用温法时，如何根据季节特点调整用药轻重的情景。这种因时制宜的用药方法，既体现了医者对患者病情的精准把握，也展现了其对自然规律的深刻洞察。
缪希雍的用药理念，不仅为后世医者提供了宝贵的用药指导，更启示我们，在追求健康与治病的道路上，应顺应自然、因时制宜，方能取得最佳效果。
又如，运用辛温治法在不同季节进行治疗时，必须根据药性的峻缓特点来精心选择，以确保治疗的效果与安全性。在中医理论中，外感风寒是一种常见病症，但在不同的季节，由于气候环境的变化，治疗时所选用的药物也会有所差异。
在寒冷的冬季，人体易受寒气侵袭，此时可选择药性峻烈的麻黄、桂枝等药物来散寒解表，以达到驱寒温阳的效果。然而，到了春季，气候渐暖，风寒之邪逐渐减弱，此时宜选用药性较为和缓的荆芥、防风等药物，以宣散风邪，调和气血。到了秋季，天气转凉，风燥之气渐生，治疗时可选用苏叶、淡豆豉等药物，以疏风润燥，养阴生津。而到了酷热的夏季，人体易受暑湿之邪侵袭，此时则需选用香薷、藿香等药物，以清热解暑，利湿化浊。
在《沈绍九医话》中，记载了一则生动的医案，生动展示了这一治疗原则的应用。患者李某，女性，三十余岁，在农历七月初旬夜间感寒，出现寒热头痛身疼等症状，卧床月余，久治未愈。沈老根据当时正值酷暑当令的气候特点，结合患者症状，选用苦辛宣透法进行治疗。处方中既有青蒿、苏叶等疏风解表的药物，又有黄芩、栀子等清热燥湿的药物，还有谷芽、大腹皮等健脾化湿的药物，诸药合用，共同达到宣透风邪、清热燥湿、健脾化湿的效果。患者服药后，症状迅速缓解，最终康复如初。
这一医案充分展示了中医在运用辛温治法时，如何根据季节气候的变化和药性特点来选择药物，以达到最佳的治疗效果。同时，也体现了中医“因时制宜”的治疗原则，即在治疗疾病时，必须充分考虑季节气候等因素对病情的影响，以制定出更为精准有效的治疗方案。
然而，有些医者，他们在行医之时，似乎忘却了古人所言的“寒热温凉要相时”的医道真谛。他们在治病用药之际，往往忽视了时令气候的变化，违背了自然的规律，孟浪行事，以致于误诊误治，给患者带来了极大的痛苦。
就如那炎炎夏日，本是热浪滚滚，人体阳气旺盛之际，却有些医者不慎，误用了麻黄、桂枝等辛温之药，致使患者大汗淋漓，虚脱无力，甚至危及生命。而到了寒冬腊月，本是寒气逼人，人体阳气内敛之时，却又有医者不知时宜，误用了白虎汤等寒凉之剂，使得患者病情加剧，危在旦夕。
这样的例子，古往今来，屡见不鲜。就如近代医家魏长春曾治一杨某患者，其患暑热下利之症，曾先后服用过三仁汤、清脾饮、四兽饮等方剂，却不见效验。患者因系药业职工，自恃略知医药，便自拟方药，以姜、附、柴、枳、芍、桂、木香、藿香等辛温之药治之。然而，服药半日后，患者忽觉胸中灼热如焚，目赤神昏，冷汗如雨，四肢厥逆，病情急转直下。
魏氏审证求因，深知此乃暑热误用辛温之药所致，邪热内迫，夹痰上蒙清窍，已成坏证。于是，他仿效徐灵胎之法，急嘱患者家属挖掘新鲜芦根数两捣汁灌服，以养阴生津、清解药毒。须臾之间，患者吐出胶痰甚多，继而发出长声太息，神志渐清。随后，魏氏又以栀子、豆豉、黄芩、黄连、竹叶、连翘、天水散、杏仁、贝母等清暑达邪、化痰泄热之药治之，患者病情终于得以转机。
由此可见，医者用药之时，必须审时度势，因时制宜，方能取得良好的疗效。若违背时宜，孟浪行事，则必然会导致误诊误治，给患者带来不必要的痛苦和损失。因此，医者必须时刻牢记医道真谛，不断提高自己的医术水平，以更好地服务于广大患者。
注重时令，是我们祖先留下的智慧结晶，旨在顺应自然，和谐生活。在中医理论中，时令不仅关乎四季气候的常态，更需细致洞察气候的微妙变化。因此，我们在治病之时，务必细心观察四时气候的常与变，以掌握病情的本质。
时令虽有其常规，但不可拘泥于陈规。正如古人所言：“春温夏热秋凉冬寒”，此乃四时之常。然而，气候亦有变异之时，如盛夏突遇暴雨冰雹，寒冬骤现暖阳和煦。此时，若仅凭时令常规施治，恐难奏效。故需根据受病时的实际情况，灵活斟酌用药，以达治病之目的。
缪希雍曾云：“一气之中，初中末异，一日之内，寒懊或殊。”此言极是。疾病之起，往往与时令密切相关，但亦需考虑个体差异及病情变化。如盛夏时节，人多感暑热，然忽逢冰雹降临，则暑病之中又兼感寒邪。此时，若治以暑药，恐难奏效，甚或加重病情。故需舍时从证，以荆芥、防风、麻黄、桂枝等散寒之药治之。同理，寒冬暴暖之时，感受热邪，亦需视病情酌选银花、连翘、知母、石膏等清热之品。
总之，治病之道在于灵活变通，不拘泥于时令之常规。我们应根据受病时的实际情况，仔细观察四时气候的常与变，以舍时从证之法施治，方能达到药到病除之效果。
沈绍九曾深入阐述过夏季伤寒的治法，他举例说：“夏天伤寒证状已具，又见浮紧之脉，则应按伤寒治疗，此即舍时令而从脉证。”此语一出，便可见其深厚的医学造诣与灵活变通的治疗思维。在炎炎夏日，暑气蒸腾，湿邪易生，人们往往倾向于清凉解暑，但对于医者而言，治病之道并非一成不变。
沈绍九深知，夏季虽炎热，但若有脾肾两虚之症，便不能一味遵循时令，而应审时度势，以证为主，兼顾时令。他曾治一戴姓男子，年约三十，身体强健，却于夏月患上湿温之症。发热、汗出、胸痞、便溏、溺黄，午后热甚，得汗则热减，继又高烧，舌苔白润不渴，两脉濡数。前医虽用多方治疗，然病势依旧，未见好转。
沈绍九细察病情，发现病人虽在壮年，但已显露出虚象。他深知，按湿温常法治疗已是无功，必须另辟蹊径。他观察到病人舌苔已薄而溲黄，湿邪已减而热邪犹存，故决定以补脾固肾为主，佐以清热之法。他精心调配药方，以沙参、白术、茯苓、甘草补脾；菟丝子、淫羊藿、枸杞固肾；黄芩、连翘、淡竹叶清热。病人连服三剂后，热势渐退，病愈如初。
沈绍九的治疗之道，既体现了中医的整体观念，又彰显了其灵活变通的治疗智慧。他深知治病如同解谜，需细心观察，审慎思考，方能找到破解之道。正是这种对医学的深厚造诣和对病人的高度负责，使得他在医学界享有盛誉，为后人树立了楷模。
明代名医张景岳的医案，犹如一部生动的医学教科书，为后人提供了宝贵的启示。在这则医案中，患者倪某因长年累月的脑力劳动，致使脾气受损，时常遭受呕吐之苦。张景岳医生凭借其深厚的医学造诣，多次以理阴煎、温胃饮等方剂成功地为患者缓解了病情。
然而，在一个暑热难当的时节，倪某因连续数日的社交活动，过度劳心伤脾，导致病情急剧恶化。他上吐鲜血，下泄血便，血量之大令人触目惊心。先前的医生认为这是由于劳累导致的心脾之火旺盛，恰逢暑热正盛，两火相加，故而引发如此严重的病情。于是，他们采用了犀角、地黄、童便等寒凉药物来治疗。然而，经过两剂药的治疗，倪某的病情并未好转，反而脉搏更加紧促，身体愈发困顿，濒临垂危之境。
此时，张景岳医生接手治疗。他经过仔细诊察，认为患者虽然身处盛夏，但病情实为脾胃阳虚、气虚不摄所致。因此，他毅然决定打破盛夏慎用温热的常规，采用大剂量的人参、熟地、干姜、甘草等温补药物来治疗。初次服药后，患者并无明显好转；但第二次服药后，呕吐症状稍有缓解，脉搏中也显露出了一丝生机。于是，张景岳医生进一步加大了温补药物的剂量，并加入了附子、炮姜等药材以增强药效。患者服药后，竟然能够安然入睡，直至次日清晨。再服一剂后，呕血、便血的症状均得到了有效控制。随后，张景岳医生继续采用温补之法调理患者的身体，经过十余日的精心治疗，患者终于恢复了健康。
在这则医案中，张景岳医生展现出了其卓越的医学才华和勇于创新的精神。他不拘泥于传统的治疗观念，而是根据患者的具体病情和体质特点，灵活地运用温补药物来治疗。这一成功案例不仅彰显了中医的博大精深，也为后人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借鉴。
不遵时令，孟浪用药，往往误治伤人，此等谬误实乃医者之大忌。而若过于拘泥时令，不顾病患体质之异，不看病证之殊，死板地从时用药，则更是危害尤烈，此等墨守成规之医，岂能为民除疾？
缪希雍先生曾强调指出：“医者须明阴阳之理，洞悉虚实之要，方能施药无误。假令阴虚之人，虽当隆冬之际，其体内阴精已然亏竭，水既不足，不能制火，则阳无所依，外泄为热。此时病患或仅见汗出之症，药宜益阴，如地黄、五味、鳖甲、枸杞之属，方能调和阴阳，恢复健康。若医者不从病患体质出发，误从时令，施用辛温之药，势必使病患病势加剧，甚或立毙。”
又如阳虚之人，虽身处盛夏之时，然其体内阳气已然不足，不能外卫其表，表虚则不任风寒，病患或有洒淅战栗之状，思得热食及御重裘以御寒。此时虽天令之热，然病患真阳之虚已非天时所能敌。病属虚寒，药宜温补，如参芪桂附之属，方能温阳散寒，恢复生机。若医者不从病患体质出发，误从时令，施用苦寒之药，亦必使病患病情恶化，甚或立毙。
总而言之，治病之道，既要因时制宜，也要因地制宜，更要因人制宜。而天时、地理、人体这些因素，最终都集中反映于“证”上。医者须细心观察病患之证，有是证则用是药，方为善治。如此方能避免误治伤人，真正达到治病救人之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