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肿病的根本原因是湿热郁结

将水肿细分为阴水与阳水，此分类法实则始于丹溪之论述。然而，追溯至汉唐之前的医学大家们，他们大多依据《内经》与《金匮要略》中的治疗原则，倾向于采用发汗、利小便、攻逐等泻药作为治疗手段。这些传统方法在当时被视为治水的正统之道，旨在通过排泄体内多余水分来调和体内阴阳平衡。

然而，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南宋以后，医学界对水肿的治疗观念逐渐丰富起来。补肾、健脾、温阳及攻补兼施等诸多新法被引入临床实践，这无疑为水肿的治疗开辟了新的天地。然而，正所谓“物极必反”，随着这些新法的广泛应用，一些医家过于强调补药的治疗作用，甚至将水肿一概而论为“脾土虚衰不能制肾水”之症，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偏离了疾病的本质。

对此，我们有必要引经据典，从理论到实践，对这一观点提出异议。事实上，水肿的成因复杂多样，绝非单一因素所能概括。我们认为，水肿的形成往往与湿热相兼有关。湿热内蕴，气机不畅，水液代谢失常，从而引发水肿。因此，在治疗水肿时，我们应根据患者的具体病情，综合考虑湿热因素，采用攻补兼施、清热利湿等综合疗法，以达到标本兼治的目的。

从自然界的角度来看，六月正值盛夏，暑气蒸腾，湿热之气达到了极致。此时，万物生长旺盛，生机盎然，展现出一派繁茂的景象。而根据天人相应的中医理论，人体内环境亦与外界环境相呼应。若此时人体内湿热过盛，气机运行受阻，便会出现痞塞肿满之症，导致身体变得臃肿肥大。

在《五运主病》中，古人言：“地之体也土，热极盛则痞塞肿满，物湿亦然，故长夏属土则庶物隆盛也。”这深刻揭示了夏季湿热与万物生长之间的密切联系。同时，我们也应看到，湿与热之所以常常相兼为病，是因为它们之间存在着复杂的相互作用关系。

在中医理论中，心火实热和脾土湿气实甚是导致湿热相兼的两大主要因素。此外，其他经典著作如《素问病机气宜保命集●病机论》中也提到：“风寒在下，燥热在上，湿气在中，火游行其间，是亦热之用矣。”这进一步说明了湿气与火热之气在人体内的交织盘缠状态。

火能生土，脾土旺盛又能感应于心火，这种相生相克的关系使得湿热之邪常常相互兼杂为病。在人体中，若阳气受到郁滞而闭塞不通，则气液无法正常宣通，湿与热便会相互结聚。湿气塞实，则气化功能受损，阳气更加郁滞而化热，从而形成湿与热相互交织的病理状态。

因此，水肿之病在中医看来，往往是湿热相兼之证。在治疗此类病症时，需综合考虑湿热之间的相互关系，采用清热利湿、疏通气机等综合方法，以达到标本兼治的效果。

湿热雍积，导致阳气怫郁闭结，这一病状需要采取精准的施治手法。首先，必须以辛味药物来散结，这是因为辛味能发散，有助于打开郁结之处；其次，用苦味药物燥湿，苦味能燥湿，有助于消除湿邪；再者，用寒性药物清热，寒性药物能降火，从而消除热邪。此外，为了加强破结作用，还可以适当佐以辛热药物。如此，湿热得以消除，阳气得以通畅，水肿之症亦可逐渐消退。

虽然论中并未具体列出方剂，但在《宣明论方》一书中，我们可以看到治疗此类病症的方剂，如大橘皮汤和三花神佑丸。大橘皮汤由滑石、甘草、赤茯苓、猪苓、泽泻、白术、官桂、陈皮、木香、槟榔、生姜等药组成，具有利湿消肿、行气止痛的功效；而三花神佑丸则包含甘遂、大戟、芫花、牵牛、轻粉、大黄等药，具有峻下逐水、消肿散结的作用。在选择方剂时，需根据症状的轻重程度来合理搭配。

《素问病机气宜保命集●肿胀论》中提到，因湿邪引起的水肿，可用防己黄芪汤煎服，并调以五苓散；因热邪引起的水肿，则宜服用八正散。这些治法均体现了治湿当利小便的原则。

然而，在治疗湿热水肿时，还需注意一些禁忌。如《素问病机气宜保命集●病机论》所言，切忌用温药补之，以免助长湿热之邪；而《肿胀论》亦告诫我们，忌用甘苦酸等味来滋补下焦，以免加重病情。此外，当时社会上流传用轻粉等辛寒有毒之品来治疗水肿，虽然其泻下逐水之功显著，但因其毒性较大，使用时需格外小心。一方面要控制用量，避免过量使用；另一方面要注意配伍，避免与其他药物产生不良反应；再者，应保护好易损部位如牙齿等，以免受到药物损害。这些都是在用药过程中需要特别注意的地方。

值得一提的是，在中医的广阔领域中，湿热水肿的治疗固然是重要的一环，然而，若我们仅将目光聚焦于此，而对脾胃虚寒证水肿缺乏足够的认识与重视，那便显得颇为片面和欠妥。诚然，正如某些古籍所提及的，水肿恶寒有时可归属于热极似寒之证，如《素问●六元正纪大论》所述：“少阴所至为惊惑，恶寒战傈，谵妄”，“为语笑”，这乃是“病热郁甚”，“反 兼水化制之”之象。

然而，我们仍需认识到，恶寒这一症状，在大多数情况下，仍是以寒证为多见。特别是当水肿与恶寒并存时，这往往与阳虚阴胜的体质密切相关。后世医家李中梓在《医宗必读》中便明确指出：“虛人水肿者，土虚不能制水也。水虽制于牌，实则统于肾，肾本水脏而元阳寓焉；命门火衰，既不能自制阴寒，又不能温养脾土，则阴不从阳而精化为水，故水肿之证多属火衰也。”

由此可见，水肿这一病症极为复杂，其成因及表现多种多样，既有实热，也有虚寒。在治疗时，我们需根据患者的具体病情，从部位、表里、病性等多方面进行综合考量。例如，从部位上看，“腰以上宜发汗，腰以下利小便”（《肿胀论》）；从表里上看，“去菀陈巫，开鬼门，洁净府”（《肿胀论》）；从病性上看，更需仔细辨别其寒热虚实，以制定相应的治疗方案。

因此，我们不能仅仅根据某些古籍中强调的实热证型，便忽略了虚寒类型，这种以偏概全、主张偏激的做法显然有失偏颇。事实上，从刘氏的所有著作中，我们不难发现，他亦曾对虚寒型水肿进行过深入的探讨和论述。这提醒我们，在研读古籍、评价古人时，应持一种辩证、历史的态度，既要看到其贡献与成就，也要正视其不足与局限，这样才能真正做到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为现代中医临床提供更加准确、有效的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