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对关格如何理解？

关格，这一中医领域的难症，自古以来便备受医者关注，然而后人对它的认识却纷繁复杂，难以统一。作为一个独立的病症，关格在《诸病源候论》中被描述为大便不通（内关）与小便不通（外格）并见的情形，这种描述侧重于消化系统与泌尿系统功能的失调。而在《伤寒论》中，关格则被描述为上下不通，食不得人而呕逆，大便不得出的症状，更多地强调了身体内部气机运行的障碍。

到了《寿世保元》，关格的定义又有所变化，被描述为呕吐不止（格）与小便不通（关）并见的病象，这里的描述更偏向于胃肠道与泌尿系统的相互关联。然而，费伯雄的观点则更为深入，他认为关格是由呕吐逐渐发展至二便不通的病变，是噎嗝这一病症的严重阶段，这种看法无疑为我们理解关格的演变过程提供了新的视角。

由此可见，历代医家对关格的认识各有侧重，既有对症状描述的差异，也有对病因病机的不同理解。因此，在分析和研究历代关格文献时，我们应当辩证看待，不能简单地将它们视为同一种病证。只有深入了解每一部文献的独特见解和时代背景，才能更全面地把握关格这一病症的复杂性和多样性。

关格之病，实乃情志郁结之果，常见于心中忧愁抑郁，有怒难泄，有苦难言之人。此类病患，常因情志不畅，导致痰气交阻，郁火内动，从而引发一系列症状。病之初起，气机不利，患者常感喉中如有炙脔，咽喉不适，似有异物梗阻。继而病情发展，患者进食即吐，或食少吐多，呕吐物中痰食混杂，甚或吐出痰涎苦水，令人苦不堪言。终至病情严重，患者便溺艰难，甚则二便全无，生命垂危。

从病情发展态势来看，关格病由上焦渐至中焦，再至下焦，由气病逐渐转化为痰病、火病，由实证逐渐演变为虚实夹杂之证，最终成为生死攸关的重症。在治疗上，需根据病情的不同阶段和兼夹症状，灵活运用解郁、理气、化痰、和胃、降逆、清火等法。

对于以肝气犯胃为主的患者，常表现为食入即呕，咽中如有炙脔，咯之不出，吞之不下，神情抑郁，喜叹息。此时宜采用解郁和中之法，选用归桂化逆汤。此方辛而不燥，香而不烈，攻补兼施，升降相因，能够调理气机，畅运三焦，使患者气机得以顺畅，症状得以缓解。

而对于以痰气上逆为主的患者，则表现为食入即呕，呕出物中痰涎较多，或纯为痰涎清液，频频发作，时好时坏，同时伴有头目眩晕、胃脘胀闷不舒等症状。此时宜采用理气化痰之法，选用人参半夏汤。此方集理气、降逆、化痰、和胃诸法于一体，以调理气机为主，能够有效改善患者症状，提高生活质量。

然而，当病情发展至呕吐伤阴、孤阳上浮的危重阶段，患者水食不入，呃逆连声，二便全无，此时病情已至极危。此时需急用竹沥、姜汁兑人和中大顺汤以开关，以期挽救患者于万一。医者需根据患者具体病情，灵活施治，以期达到最佳治疗效果。

《内经》所论的关格，实为阴阳之气皆偏盛，两者无法和谐共运，终至阴阳离决的严重病理态势。这一病理状态，古人曾视之为难以攻克之症，诚因其中蕴含的医理深奥，治疗难度极大。然而，云岐子却独树一帜，提出以片脑、麝香、皂角、附子、牵牛、大黄、朴硝、槟榔等药材通关开窍，其法可谓巧妙至极，实乃“亦师资之法也”。喻昌对此亦表示认同，他认为此法与《内经》所论关格病机相契合，实乃辩证施治之典范。

《杂病广要》一书中更是载有“既济丸治关格之脉沉细，手足厥冷者”的良方，可见古人对于关格之症的探索从未停歇。大医学家丹波元简亦对此方推崇备至，足见其疗效之显著。喻昌在探究《伤寒论》时，发现其中亦有关于关格的论述，他巧妙地将黄连汤化裁，用于治疗关格之症。其法既有创新，又不失经典之精髓，真可谓医家之楷模。

至于费氏之法，则与云岐子、喻昌之法略有不同。盖云岐子所治乃《内经》之关格，喻昌所治乃《伤寒论》之关格，而费氏则自立关格之名，专治噎嗝之症。三者虽同名为关格，但内涵实有差异。中医学中，此类概念繁多，其内涵和外延随时代而发展演变，所指不尽相同，故有各家之争。然而，若持平而论，只要我们全面分析各家学说，就不难发现其中并无绝对的对错之分。各家学说各有其独到之处，亦各有其局限性，唯有相互借鉴、融合，方能推动中医学术的不断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