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辨证、西医辨病是近代医家的基本共识

西医东渐后，中医学界人士主要通过学习传教士医生翻译的西医书籍而了解西医学，而传教士医生和出国留学归来的新式学者也通过阅读中医书籍而了解中医。他们分别以各自的知识为基础来看待对方的医学，并以各自的医学理论为标准来评判对方的医学，由此形成了不同的医学观。

1909年，王懋吉在《己酉春季课艺》一文说：“中西医学互有短长，中医长于理想，西医长于实验，当今谈医者类能言之。愚以为治内症当以中医为主，治外症当以西医为长……若专以内科言，中医长于治伤寒，西医长于治杂症……缠绵久疾，中医所长；危急暴病，西医所长……”

1911年，留学日本、学成归国的毕寅谷在《敬告青年之有志学医者》一文中云：“吾观西洋医学之举一病名，列一病症，其原因，其症候，其经过，其疗法，不知经若干人之实地研究，互相讨论，殆垂为定论，安有如中医之凭空想，逞臆想，永古千秋，奉数人颠倒错乱荒谬诞幻之谈以为圭臬而不思所变计哉？是由西医与中医之根本上言之，固已优绌判然。”

随着中西医界认识分歧的日益扩大，终至不可调和的地步而有“废止中医”之举措。为了争取生存权、发展权，中医学界掀起了旷日持久的上书请愿、集会游行、示威论战的热潮。在近代中西医大论争时期，中医学界众多人士从多个不同的方面伸张了中医治疗疾病的特点和优势。

张锡纯在《医学衷中参西录·论中西之药原宜相助为理》中说：“西医用药在局部，是重在病之标也；中医用药求原因，是重在病之本也。究之标本原宜兼顾，若遇难治之症，以西药治其标，以中药治其本，则奏效必捷，而临证亦确有把握矣。”

杨则民在《潜厂医话》中则说：“中医重辨证，西医重识病，辨证之目的在应用药治，识病之目的在明了病所。中医非不贵求病所也，以不习解剖、不谙内景，无术明了有解剖病变之疾患，于是降而求其所以然，辨证著也。西医非讲求辨证也，以好求时效药与单味药，故不得不于病之单位上用力，遂以能识病所压倒中医也。故中医治病有病愈而仍不知所患为何病者，西医有明识病所而仍无治法者，此中医病名所以异常混乱，西医治病所以多期待自然疗法也。”

要之，在近代西方医学传入之后，人们在思考与比较两种不同医学体系之异同时，一般民众在切身体验两种医学后，只是认为西医西药治“标”，见效快而不治“本”；中医中药治“本”，见效慢却能“去根”。学术界则认为东西方两种医学体系的差异，除西医是以解剖学、生理学、病理学为基础，而中医则以气化为根本，有重哲学思辨之特点；西医多用化学药物，中医主要依赖草药等区别外，重要的则是西医的治疗大多是“机械”的对症下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而中医的治疗则是“辨证”求本，必审其属，伏其所主，先其所因。但直至新中国成立前，终究无人明确提出“辨证论治”或“辨证施治”是中医临床治疗疾病的主要手段或方法的口号和主张。正如名老中医干祖望先生在《漫谈辨证论(施)治这个词目》一文所言：“我们这批老中医在解放之前，根本不知道什么是辨证论治、辨证施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