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中医对中医临床诊断与治疗特点的概括

张仲景在《伤寒卒病论集》中有云：“撰用《素问》《九卷》《八十一难》《阴阳大论》《胎胪药录》并《平脉》《辨证》，为《伤寒杂病论》合十六卷。”这是“辨证”一词的最早记载，且在《伤寒论》《金匮要略》两书中，都以“辨××病脉证并治”为标题，讨论各种病证。于是，大多人都认为“辨证论治”一词，便由此而来。但《伤寒论》《金匮要略》中的“证”都是指症状和体征而言的，张仲景“辨××病脉证”辨出来的是病机，而不是什么“证”。

如《伤寒论》第317条云：“少阴病，下利清谷，里寒外热，手足厥逆，脉微欲绝，身反不恶寒，其人面色赤，或腹痛，或干呕，或咽痛，或利止脉不出者，通脉四逆汤主之。”很明显，本条病属“少阴”，脉为“脉微欲绝”或“脉不出”，证为“下利清谷”、“手足厥逆，身反不恶寒，其人面色赤，或腹痛，或干呕，或咽痛”，通过辨病、辨脉、辨证，得出“里寒外热”的病机，方用通脉四逆汤。

陶弘景在《华阳隐居补阙肘后百一方序》中，主张“依法施治”：“伤寒中风，诊候最难分别，皆应取之于脉，岂凡庸能究？今所载诸方，皆灼然可用，但依法施治，无使违逆。”但“凡服汤云三服、再服者，要视病源准候，或疏或数，足令势力相及”。相传为“六朝人所撰”而托名华佗的《中藏经·论五脏六腑寒热虚实死生逆顺之法》中，有“形证脉气”的说法：“夫人有五脏六腑，虚实、寒热、生死、逆顺，皆见于形证脉气，若非诊察，无由识也。虚则补之，实则泻之，寒则温之，热则凉之，不虚不实，以经调之，此乃良医之大法也。”

宋代陈无择在《三因极一病证方论·五科凡例》中说：“凡学医，必识五科七事。五科者，脉、病、证、治及其所因。七事者，所因复分为三。故因脉以识病，因病以辨证，随证以施治”，但临床治病的根本在于“依源指治”、“依源治疗”。他所说的“源”，即“病源”、“病机”，这从其著作本来的书名是《三因极一病源论粹》，即可得以明证。

1358年，朱丹溪的门人采集《丹溪手镜》等书之精要，继承总结丹溪的临床经验编写而成的《脉因证治》一书，“先求诸脉，而因、而证、而治，四者井然”，并“特以‘脉’字领头，‘治’字煞尾”，“简而赅，约而尽”地将中医临床治疗方法概之为“脉因证治”。

1573年，明代周之干《慎斋遗书》有“辨证施治”的提法：“见病医病，医家大忌。盖病有标本，多有本病不见而标病见者，有标本相反不相符者，若见一证，即医一证，必然有失；惟见一证而能求其证之所以然，则本可识矣。”该书虽列有“辨证施治”一节，但并没有说明什么是“辨证施治”。

1624年，明代张介宾《景岳全书·传忠录》有“诊病施治”的说法：“凡诊病施治，必须先审阴阳，乃为医道之纲领。阴阳无谬，治焉有差？医道虽繁，而可以一言蔽之者，曰阴阳而已。”

1759年，清代徐大椿《伤寒类方》则有“见症施治”之称：“（《伤寒论》）非仲景依经立方之书，乃救误之书……细分之，不外十二类，每类先定主方，即以同类诸方附焉。其方之精思妙用，又复一一注明，条分而缕析之。随以论中用此方之症，列于方后，而更发明其所以然之故，使读者于病情、药性一目显然。不论从何经来，从何经去，而见症施治，与仲景之意，无不吻合。”

1825年，清代章虚谷在《医门棒喝·论景岳书》中最早提出“辨证论治”这一词组：“窃观景岳先生，才宏学博，平生著作数十万言……惜乎自矜博洽，少反约之功，率凭臆见，逞笔武断，不觉毫厘千里之差。虽怀济世之心，不免功过相半……景岳先生，不明六气变化之理，辨证论治，岂能善哉！不识六气变化，由不明阴阳至理故也。”从《医门棒喝》全书来看，“该书虽有较为完整的临床证治思路，也确实出现了辨证论治字样。还有‘辨证论方’、‘审病用药’、‘随证而治’、‘详辨施治’、‘辨别论治’、‘论证立法’，涉及‘辨证’、‘论证’、‘审证’、‘辨治’、‘证治’、‘施治’等词组，但‘辨证论治’在全书出现仅见一次，寻常道来，并未成为稳定的固定词组。从训诂考据‘孤证不定’的规则来推，他还不能视为‘辨证论治’的倡导者”。

总之，在西医传入中国之前，古代医家对中医治疗疾病的方法体系，曾试图以精湛赅恰的语言加以概括者，虽然代不乏人，如朱丹溪称之为“脉因证治”、周之干要之为“辨证施治”、张介宾述之为“诊病施治”、徐大椿命之为“见症施治”、章虚谷概之为“辨证论治”等，但对其如何称谓，显然并没有达成一致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