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教你如何开方？

处方是中医理法方药中重要的一环。经过病因病机分析，在明确了病情性质以后，就可以制订出治疗方法，接着就需要拟定一个处方。辨证是了解情况，确定解决问题的方法，拟定处方是解决问题的关键步骤。拟定处方不外两种方法，一是采取以古方或成方为基础，进行加减变化；二是根据病情，自行设计和制定一个治疗处方。

临床制方时，是否采取经方成方加减，历来有不同见解，有人赞成，有人反对。举例来说，许多人都主张用经方、古方，临床要效法古方。冯兆张在《锦囊秘录》中说“方之为言，仿也······汉世才有方，为备于仿也。”认为古方均是供人效仿之用。关于这方面，那些日本汉方学家做得更为绝对。大多数日本汉方学家崇尚中医经方，尤其推崇张仲景方。他们用仲景原方不做加减变化，在药店里出售成方药剂。例如小柴胡汤3剂或小青龙汤5剂等。但是也有人反对用古方。

如清代陆成一主张治病宜熟悉药性，不必拘泥成方。他说：“方即开列诸药而成者也，何以云宜用药不宜用方乎？曰：一药有一药之性质功用……洞明药性自能方。”吴鞠通更直截了当地提出“拘方治病病必殆”的观点。他说：“学医犹学弈也，医书犹奕谱也……然对局之际，检谱以应敌，则胶柱鼓瑟，必败之道也。

医何独不然？执死方以治活病，强题就我，人命其何堪哉？故先哲有言日：’检谱对弈弈必败，拘方治病病必殆’。”（见《存存斋医书稿》）吴鞠通反对用古方，他在《温病条辨》中却采用了一些经方。实际上其真正的意见是反对死板地照搬古方、成方，不做加减变化。我认为仿古方治病与根据具体病情独立制方这两种方法不能偏废，应该结合使用。

我在临床上尤其注重采取经方名方，但是并非机械地效仿，而是根据具体病人具体情况，进行灵活加减化裁，这样才能做到恰到好处。因为古方名方，多有严密结构，药物配伍也是从长期实践中不断锤炼而来，更重要的是所以被称为经方或名方，是经过长期历史的检验，而且为大多数人所肯定。

所以我以为，采用占方名方加减治疗，不仅疗效好，而且也是明智之举。但是重要的问题是如何来运用这些古方名方？这是我们要很好研究的。我们主张采用古方名方，并非是原封不动地拿来就用。因为成方有限，而临床证候变化无限。对于每一个具体的病人，有一些特定的情况。所以一个成方对一个具体病人，只能是大体上适用，很少完全吻合。所以，虽然选择了某一个成方，但是需要作相应的调整与变通。通常有以下几种处理方法。

1．在原方的基础上药物加减，或者在结构上调整  举例说，一般都知道，《伤寒论》中的麻杏石甘汤可以用来治疗小儿肺炎。但是临床实践证明，如果原方不做加减用来治疗小儿肺炎，效果并不理想。我们稍微审视一下，《伤寒论》原来麻杏石甘汤证与小儿肺炎临床特点即可发现，二者都有发热气喘，但有的证候有较明显区别：前者是伤寒汗下以后，余热迫肺所致，见身无大热、汗出而喘；而小儿肺炎属于温病范畴，温热之邪多热盛且多夹毒，故在方中必须加强清热与解毒之力；其次，小儿肺炎常喘憋较重，表现为肺气上逆明显，所以又需要加入降气平逆之品。

因此我在应用麻杏石甘汤治疗小儿肺炎的时候，常在原方生石膏之外，再加入黄芩、知母以加强清气之力，加入金银花、连翘以解毒，再加苏子、葶苈子以降气平逆。这样加减结果，疗效明显提高。又如，《伤寒论》中的白虎汤，是清泄气分热的要方，为治疗外感热病所常用。但是，白虎汤原方，主要是清泄气分里热，无形之热弥漫于气分。

表现为高热，面赤，口渴引饮，烦躁，舌苔黄，脉洪数或滑数。但是也并非一切气分热都能用白虎汤。故吴鞠通在《温病条辨》中提出白虎汤四禁：“如其人脉浮弦而细者。不可与也；脉沉者，不可与也；不渴者，不可与也；汗不出者，不可与也”。热势弥漫，脉应该见洪或滑。今脉浮弦而细，虽身有热，必夹有阴邪，不可单纯用白虎汤清泄；白虎汤证热势弥漫，邪机向外，故用白虎清泄。

如见脉沉，邪机向里，或有阳明腑实可能，则非白虎所宜，故亦属禁例；气分热盛，消灼津液，故见口渴甚。如口不渴，说明热邪不盛，或夹有湿邪，亦均非白虎所宜；阳明经证，热盛逼津外出，故多汗。如果气分虽有热，而表邪未解，表有邪郁，则无汗，也不是单纯白虎所能解决，故亦属禁例。这样吴鞠通从正反两方，将应用白虎汤的适应证和禁忌证，交代得甚为明白，告诫人们要对证用方，免得误用生变。

但是我们又必须指出：无论伤寒还是温病，白虎汤是我们治疗热病的重要武器，也不能被一些禁忌证所局限，我们完全可以发挥中医制方的灵活性，经过合理变通，许多情况又可以变禁忌为可用。在这方面，在吴鞠通以后的温病学家做出了榜样。例如清代医家俞根初所著《通俗伤寒论》所制定的新方中就有不少这样的例子。如上所说，如果发热烦躁等气分热，为在表的寒湿所遏，见脉浮弦而细，可以采用俞根初的新加白虎汤（生石膏、知母、荷叶、薄荷、桑枝、益元散、竹叶）。

这样虽然脉浮弦而细，亦能应用；如果阳明经证未解，而腑证已经出现，单纯白虎不能用，但是如果采用俞根初的白虎承气汤（生石膏、知母、粳米、芒硝、大黄、甘草），经腑双解，这样又可以变禁用为可用了；更多的情况是气分热盛，但表邪未解而无汗，不能单用白虎汤，我在临床上常将白虎汤与银翘散合用，这样不仅不会妨碍白虎汤的应用，而且起到表里双解的作用，使治疗走了捷径，加快疾病的恢复。

2．多功能成方，要根据不同的应用目的，做不同配伍  如甘桔汤，其组成仅桔梗、甘草两味，但有三方面作用，即利咽、排痰、排脓。如果用于利咽，则需配伍牛蒡子、黄芩、金银花、板蓝根、玄参、麦冬等；如果用于排痰，须配伍陈皮、半夏、茯苓、瓜蒌等；如果治疗肺痈，目的在于排脓，则需与千金苇茎汤结合，并加用鱼腥草、败酱草等。

又例如二陈汤是化痰主方，但是痰有寒、热、燥、湿、风、顽等不同。治疗不同的痰，必须将二陈汤做不同的变通配伍。如化热痰，二陈汤需配伍黄芩、瓜蒌、竹沥水、浙贝母、冬瓜仁等；如化寒痰，需配以干姜、细辛甚或附子；如化湿痰，需配以厚朴、苍术；如为燥痰，需配以知母、川贝、麦冬、天花粉、百部、百合；如为风痰，配以天麻、胆南星、白附子、僵蚕；如为顽痰，则需配以枳实、礞石、大黄等。

3．根据病情，两方或多方并用，遇到病情复杂的病例，单一成方往往难以满足需要，这时需要采用多个成方结合应用。例如，我在治疗一个顽固性呃逆的病人时，分析是由于肝郁气滞、痰饮内阻所致，则采用柴胡疏肝散、小半夏加茯苓汤、旋覆代赭汤等三方结合，取得良好效果。在治疗腹泻的时候，如果是湿热泻，为了达到清热燥湿和分利止泻的目的，我常将葛根芩连汤与四苓散合用；对于久泻，如是伤食泻，采用保和丸与四神丸结合应用，以消食固涩止泻，标本兼顾；如久泻属于脾虚泻，则采用参苓白术散与四神丸结合应用，以达到健脾益胃，涩肠止泻的目的。

4．从古方中提取经典配伍，在古方名方之中，有许多精妙的配伍，在长期应用中，被人们看作是经典的配伍。我们将这些经典配伍，从古方中提取出来，应用到各种场合的处方重组中去，以制定相应的新方。举例来说，麻黄、杏仁的配伍是一组很好的宣肺止嗽的配伍，它来源于《伤寒论》的麻杏石甘汤。这一组合再经过不同的配伍，可以广泛地应用于各种咳喘证。《伤寒论》中有五个泻心汤，用以治疗痞证。这五个泻心汤中，除大黄黄连泻心汤以外，其余四个泻心汤，都有黄芩、黄连、半夏，这是一种精妙的辛开苦降的配伍。

我常将这一配伍，广泛地应用于脾胃病中有痞满症状者，收到良好效果。《伤寒论》的茵陈蒿中茵陈蒿配栀子，是消退湿热阳黄的经典配伍，为治疗黄疸所常用。《丹溪心法》中的二妙丸，乃苍术、黄柏相配伍，这是清热燥湿的经典配伍，是治疗湿热证的良方；后来《医学心悟》在二妙丸中加入牛膝，变成了三妙散，更善于治疗下焦湿热，是治；薏苡仁，进一步加强了清利下焦湿热的作用。我们在学习方剂学的时候，用心汲取这种经典配伍，对我们制方有极大帮助。

5．为了突出某一方面效果，需要在成方基础上强化用药许多成方名方，是我们制方的典范。但是这些成方名方，仍然存在修改变化乃至强化的空间。有时候我们选择了某一个成方，为了提高某一方面的治疗效果，可以加入某些同类药物，以强化某一方面的效果。例如遇到肾阴不足的病人，我们可以选择钱乙的六味地黄丸，为了加强滋补肾阴的作用，可以加入女贞子、枸杞子、金樱子乃至龟甲、阿胶等；遇到肾阳不足的病人，我们可以选择《金匮》肾气丸，为了强化温补肾阳的功用，可以加入补骨脂、菟丝子、巴戟天，乃至鹿茸等补阳药。

6．了解名方的沿革，汲取其中思路演变，来改进临证制方技巧，随着中医学的不断发展，一些成方的制方思想也在不断地发生变化，变得更为严谨，更为准确，更加全面，从而其疗效也随之进一步提高。例如，外感病解表方的制方思想的演变，从单一的辛温解表解膀胱经之邪，发展到辛凉解肺经之邪，经历了四个阶段的变化——首先始于《伤寒论》的辛温解表，采用单一辛温发汗的麻、桂二方。第二阶段是宋代钱乙的《小儿药证直诀》制定了人参败毒散，后来明代《摄生众妙方》又将上方去人参加荆、防，改名为荆防败毒散。

这是以荆、防、羌、独等辛温解表药代替了昔时的麻、桂，使辛温解表（解太阳经之邪）前进了一步，实现多元化。第三阶段是宋代《太平惠民和剂局方》制定的凉膈散，已经显现了从解膀胱经之邪向。解手太阴肺经之邪的过渡。第四阶段是金元时代李东垣制定了清心凉膈散（黄芩、栀子、连翘、薄荷、桔梗、竹叶、甘草），已经鲜明地突出辛凉解肺经之邪，清肺经之热。

最后到了清代，叶天士提出“温邪上受，首先犯肺，逆传心包”的著名论断，吴鞠通在此基础上，完成了专门用于温病辛凉解表的桑菊饮、银翘散的制定。至此，结束了历史上寒温不分的错误，建立了辛温辛凉同时并存的局面，使外感病解表法走上正确的道路。在了解了解表的发展过程及发展脉络后，我们在临床上治疗外感病的时候，就能够更好地运用解表法，使之针对性更强。例如我将辛温解表分成两种，即风寒外感而以肺闭咳喘为主要表现的时候，采用麻黄类方加减治疗；如果风寒外束，表气郁闭，导致发热恶寒、身痛无汗时，则采用羌活、防风等药剂，即以荆防败毒散为主来辛温发汗解表。

实践证明，辛温发汗解除表郁，羌防胜过麻桂；而散寒定喘，则以麻黄类方为胜。辛凉解表，取银翘散中荆芥穗、薄荷、金银花、连翘以辛凉清透，多数情况下，考虑到当今小儿，内热多盛，多需加黄芩、板蓝根或生石膏等以清肺胃之热。又关于少阳膜原理论的发展，加深了对半表半里证的理解，改进与丰富了对半表半里证的治疗方法。半表半里涉及少阳和膜原。膜原理论早在《黄帝内经》就已经被提出：“其间日发者，由邪气内薄于五脏，横连膜原也。”

这条记载，语言虽然简单，但是对于膜原的位置，它与脏腑的关系，以及它与疟疾发作的关系等方面，已经有清楚的描述。暗示膜原地处脏腑之外，显然又非在皮毛，是为半表半里；又疟疾之休与作，乃疟邪出入于膜原与脏腑之间。对于这样一条重要记载，长期没有引起关注。直到明代末年，吴又可才在《温疫论》提出邪伏膜原，并制定了著名的达原饮（草果、槟榔、知母、厚朴、黄芩、白芍、甘草），治疗湿热疫初期邪在膜原，创造性地将膜原理论运用于治疫的临床实际。但是吴又可当初只提出“邪伏膜原”未意识到此疫邪是属于湿热性质。因而在达原饮方中，加入了白芍、知母阴柔碍湿之品。

待到后来清代温病学家，纠正了这一不足：薛生白在他的《湿热病篇》中，在涉及膜原证时，明确提出“湿热阻遏膜原”，并在他的方药中去掉了知母、芍药滋阴碍湿之品，加上燥湿芳化之品（柴胡、草果、槟榔、厚朴、藿香、苍术、半夏、菖蒲、六一散），从而消除了碍湿之弊，又强化了化湿功能，使处方更为合理，更为有效。

与此相仿，俞根初在《通俗伤寒论》中，制定了柴胡达原饮，也作了类似的调整（柴胡、草果、槟榔、枳壳、厚朴、黄芩、青皮、荷梗、桔梗、甘草）。在了解了膜原以及对于膜原证及其治疗沿革以后，我对这一问题也在不断深化，制方与用药也在不断发生变化。最初，治疗此证，往往照搬吴又可的达原饮原方，疗效不很稳定，后来在学习清代温病学家关于膜原学说及实践的研究进展以后，我在这方面的处方用药，也有了质的变化。

我认为：出现三焦膜原证，一般都有湿，制方用药在化湿同时，要避免阴柔碍湿之品，临床我常仿俞根初的柴胡达原饮化裁加减；但也不能死守一方而不加减变化。由于临床情况的复杂多变，随着伴随症状的不同，我又进行了灵活的加减变通。但是，我从临床实际又发现，对于三焦膜原证，制方用药。-二般要避免加入阴柔碍湿之品，但也并非绝对，任何一条规则，都可能有例外的情况。湿热不解，长期流连，有的病例有可能出现湿热化燥伤阴的现象。我在临床就遇到过这样病例：膜原证长期不解，寒热如疟证仍持续，但舌苔已呈现花剥苔，即残留的腻苔与剥脱同时存在，在应用柴胡达原饮加甘寒滋阴之品后，病情得到控制。

7．在成方的启发下制定新方，以上所述，主要是在古方成方的基础上加减变化，将古代的制方成就，应用于当今的临床实际中去。除此之外，在成方的启发下，也可根据实际情况，制定新方，即既有古方成方的影子，也有当今各临床家的经验特点。举例来说：我的一个治疗小儿虫积腹痛的经验方（藿香、枳壳、木香、白芍、黄芩、川黄连、延胡索、乌梅、川椒、小茴香、槟榔），既有《伤寒论》乌梅丸的影子，也有我日常用药伍的经验，形成一个新的方子。

又例如我的治疗急性化脓性扁桃腺炎的验方——消蛾清解汤（蝉蛻6克，牛蒡子6克，桔梗6克，柴胡10克，生石膏20克，牛甘草6克，黄芩6克，知母6克，板蓝根20克，草河车20克，天花粉6克，连翘1 0克，玄参15克，赤芍10克，僵蚕6克。其中有银翘散和白虎汤的影子，但已经是一个基于临床实际的新的处方。我的一个治疗急性痢疾的止痢清导汤（藿香1 0克，木香6克，槟榔6克，白芍10克，秦皮6克）。其中虽有白头翁汤的影子，但是无论从结构还是从配伍看，已经是一个新方了。

从以上所述可知，古代的经方、名方、成方，也包括近代验方在内，是千百年以来，古人在长期的临床实践中的经验结晶，舔聚着历史的积淀，这是我国医学宝贵历史遗产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可以从中获得无穷的启示，再加上结合实际的变通，就可成为攻克疾病的有力武器，其重要性可见一斑。（老中医讲谈录：周耀庭）

临证组方的原则与技巧，本文对中医组方原则和组方技巧进行了讨论。认为“方证相关”和“君臣佐使”是临证组方应遵守的原则，提出了重视脏腑生克制化原理、药物升降浮沉性能、病证症的主次辨识、选配药对和合方使用、反成配伍、药引运用、剂量配伍以及汲取现代研究成果等组方思路及技巧。

方剂是中医在辨证的前提下，针对病机环节，根据中药的性能功用和方剂配伍原则，将诸药按照一定规则进行组合而形成的一个复杂治疗系统。处方是中医临床药物施治的重要环节，既具有原则性，又具有灵活性。临证处方一般包括选择前人成方、化裁变化成方和因证遣药组方三种基本形式。三种形式虽有区别，但更有联系，且多以古方及其药法为基础。

现代临床上，不经任何变化的直接使用成方的机会不多，但无任何方药背景经验、完全意义上的自己选药组方也为少见，较多的是化裁变化运用成方。徐灵胎曾谓“欲用古方，必先审病者所患之症，悉与古方所陈列之症皆合，更验方中所用之药，无一不与所现之症相合，然后施用；否则必须加减；无可加减，则另择一方。”（《医学源流论》）。本文试图就临证处方的一些原则和技巧进行探讨，以求同道指正。

一、临证组方的原则
（1）“方证相关”是辨证选方遣药的前提。“方证相关”是指一个方剂内的药味及其配伍关系与其针对的病证病机或病理环节之间具有高度相关性或针对性。中医治病首先是辨证。“证”乃疾病发生发展过程中一组具有内在联系的，能够反映疾病在某一阶段病理本质的主要症状和体征。病证是疾病处于某一阶段的病因、病性、病位、病势等病理要素的综合性表征。由于证的病机决定了方药的选择，而方中的药物配伍关系总是对应于病证的病机，因此选用古方首先应了解古方的制方之旨，其中以方证病机和药物配伍关系最为重要。

当前治疗证与原方证病机不全相同时，则必须对成方进行必要化裁。而“方证相关”所蕴涵的方剂功用对于其作用对象病证具有某种依赖性，则提示方剂功效的相对性，同一成方则可能具有多种功效，把握方剂多功效及其作用条件则是拓宽用方的经验基础。

（2）君、臣、佐、使是组方配伍的规矩。组方要求将药物按一定法度加以组合，这个法度即是“君臣佐使”。尽管不是所有的方剂都必须“君臣佐使”四部俱全，但其提供的遣药组方的思维模式对临床处方具有重要指导意义。要确定好方中药物君臣佐使的关系，首先应对所针对病证的病机之因果主次、标本缓急等有清楚的了解，其次就是对被选药物的性能功效以及药物之间的须使畏恶反杀等配伍关系的把握。

临床组方涉及到一个前后有序，上下呼应，层层深入的理性思维过程：首先依据因证设立的治法来选择方或药的大体范围；根据病证中病机矛盾的主次轻重关系来确定被选药物及其主次角色；结合药物的性味功用，通过调整药味及其剂量，充分利用药味之间相辅相成和相反相成的配伍功能；处方形成后仍需再次审度病证病机，检查方中药味及其配伍与病证病机间是否高度吻合，确定适宜的剂型及其用法，最终达到方剂诸要素与病机及相应的治法内容丝丝入扣。这一组方过程被概括为“依法选药，主次有序，辅反成制，方证相合”。

二、临证组方的技巧
了解制方之理和古方的选用要点后，还应掌握临证组方的一些技巧，才能达到圆机活法。
（1）根据脏腑生克制化原理进行配伍。中医以五行“生克制化”原理来阐述脏腑之间的生理、病理关系，并在长期的医疗实践中指导着临床的诊断与治疗。有关“培土生金”、“益火生土”、“滋水涵木”、“壮水制火”、“泻火保金”、培土制水”等治法理论，对临床组方配伍具有一定的意义。利用脏腑之间的关系，在针对主病脏腑的同时，兼治相关脏腑，可以加大整体调节效果。如参苓白术散主治脾胃虚弱证，而方中配伍桔梗可达于上焦益肺，故本方在益气健脾的同时兼保肺金，此为培土生金法的具体运用。

（2）重视药物的升降浮沉性能。人体各个脏腑都进行着气血津液的升降出入运动，它是生命活动的基本形式，在制方时以药物的升降浮沉特性来纠正机体的气机升降出入失调，可以使五脏处于协调平衡状态[3]。如川芎茶调散主治外感风邪头痛，方以辛温升散之风药居多，服时以清茶调下，取其苦寒清上降下之性，既可上清头目，又能监制风药过于温燥升散，寓降于升，使升而不过。还有如寓升于降的镇肝熄风汤；寓敛于通的苏合香丸；寓散于敛的真人养脏汤等。

（3）病、证、症结合。辨证施治虽是中医辨治的主体内容，但也重视辨病与辨证的结合，如《伤寒论》中伤寒病六经辨治模式即是，随症加减是临证方剂变化应用的常用思路。实际上，临床几乎所有患者的症情总是以某个病的某证以及某些症状和体征为主要表现，不同的病情表现出的病、证、症的侧重可能有所不同，如疟疾病以寒热往来为其特征性表现，不同患者可以表现出伤寒少阳证、膜原内伏痰湿、三焦湿热内阻等证候类型，或以高热，或以剧烈头痛、或以骨节烦痛等为主症。治疗组方可以在首选常山、青蒿等治疟专药的基础上，分别选择小柴胡汤、截疟七宝饮或达原饮、蒿芩清胆汤等方加减，甚则可以再选配石膏、川芎或蔓荆子或白芷、羌活等药味，这种病、证、症结合的组方思路也为临证所常用。

现有的方药系统中多数方药主治具有病证或证症兼顾性，但也确有一些专病专方如主治白喉的养阴清肺汤、主治肺痈的千金苇茎汤、主治肠虫的化虫丸；或专证专方如健脾四君、补血四物、滋肾阴用六味、温肾阳用肾气、化痰用二陈、燥湿用平胃等；专症专药如黄疸用茵陈、疟母用鳖甲、止痛用元胡、开音用訶子等。有必要对有关方药的知识或经验进行系统整理。

（4）选用药对和合方运用。药对大多来源于古方中的核心配伍药味，如源于麻黄汤、桂枝汤、小柴胡汤、大承气汤、四逆汤的麻黄–桂枝、桂枝–芍药、柴胡–黄芩、大黄–芒硝、附子–干姜；有些药对本身就是一个成方，如黄连–吴茱萸（左金丸）、良姜–香附（良附丸）、白芍–甘草（芍甘汤）；有些则源于医家个人经验，如人参–合欢皮（养心安神）、附子–玉竹（宣痹荣筋）、刘寄奴–乌梅（疗便血）、桑皮–鬼箭羽（降血糖）、黄芪–柿叶（去蛋白尿）。

以基本方的功效为依据，将两首或两首以上的方剂相合为用，以增加功效，扩大治疗范围，如古方中柴平煎、八珍汤、四神丸等。合方的运用利用了方剂配伍的药群经验，其思路清晰，易于掌握。把握要点在于熟悉合方方证病机之间的内在联系，如根据肝郁化火病机的柴胡疏肝散与左金丸合用，根据阳脱阴竭病机将四逆汤与生脉散合方；或把握立法与成方功效之间的关系，如根据疏肝健脾法将柴胡疏肝散与四君子合方；根据宣肺散寒、理气化痰法将三拗汤与二陈汤合用；根据养阴生津，清热泻下法将增液汤与调胃承气汤合方；根据清气凉营法将白虎汤与清营汤合方等。在合方基础上，据情适当加减，更能泛应曲当。

（5）依据对立统一原理的反成配伍。治寒以热、疗热以寒是组方用药的基本原则，但在临证组方中，则常根据病机和药性特点，利用药物间某些相反性能进行配伍，以取得相反相成之效，所谓反成配伍，体现出阴阳对立统一的辨证关系。反成配伍不仅有制约避短之功，更有相反相成之妙。常用的反成配伍有寒温、补泻、散敛、刚柔、动静配伍等法。

李时珍谈到寒温并用时言其：“一冷一热，一阴一阳，寒因热用，热因寒用，君臣相佐，阴阳相济，最得制方之妙，所以有成功而无偏胜之害也”(《本草纲目》)，如左金丸中黄连与吴茱萸相配伍；补泻兼施可使补虚不壅实，祛邪不伤正，如枳术丸中的白术与枳实相配伍；散敛并用，寓敛以助散或以散助敛，且敛正不碍邪，如小青龙汤中在辛散药中配伍五味子、白芍酸敛之品；动静相宜，以动药佐静药或以静药佐动药，可使补而不滞，行而不妄，如四物汤中，滋阴补血的熟地、当归、白芍配以血中气药川芎，活血行气，使其补血而不滞血。

（6）使用引经药。辨证论治遣药组方本身就包含针对病机中的病位，根据药物的归经来选配药味。由于中药归经的多向性，因此组方中很少有所用药味的归经与治疗经脉脏腑无关的。但经验表明，组方中除了尽量选用与病变脏腑相符的归经药物外，注意使用引经药常能收到更好的效果。古方中使用引经药的目的在于引导方中药力更好地集中作用于相关病位而增加疗效。如治疗脾胃病常稍加大枣、生姜；补中益气汤健脾益气，另用归脾、胃、大肠经、味薄气清的升麻、柴胡为使，升阳举陷；参苓白术散补脾胃之气，促中焦运化，上下气机贯通，同时用归手太阴肺经，质轻上浮，升提肺气的桔梗为引经药，如舟楫载药上行，达于上焦以益肺；龙胆泻肝汤中柴胡能引诸药入肝胆发挥作用。

（7）讲究配伍用量。同一药物不同的剂量在不同的方剂中可以体现不同的功用，在临床上要依据不同证候用相同药物选用不同的剂量配伍。例如桂枝在桂枝汤中因其与芍药的配伍比例为3：3，再配入生姜，故其作用为解肌发表，而在小建中汤中因与芍药的比例为3：6，再加上重用了饴糖，故其作用表现为温中建阳；又如芍药与甘草的剂量比例为2∶1时具有缓急止痛的功用；当归补血汤中黄芪5倍于当归剂量时，全方表现出的免疫活性最强。补中益气汤配升麻、柴胡升提下陷之清气， 妙在用量不得超过3克，否则本方就成了升散之剂，失去了益气升清的功用。

（8）选择性汲取方药现代研究成果。在遵循中医辨证论治与传统方剂配伍理论的同时，参考西医诊断和现代方药药理学研究成果，也是现代临证组方中一个值得注意的经验。传统选方遣药思路中，常常会面临对同类或功效接近方药的选择问题，选择的主要依据是方证与当前病证，或原方中药味配伍关系与当前病证病机之间的相对性。

但就经验而言，具有特殊配伍功能的“药对”只是众多的中药中非常有限的部分，很多方中药物之间并非都拥有“药对”之间的紧密配伍关系，这可能减弱了实际组方中对药味的选择性。一些经中、西医明确诊断了的证和病，如能熟悉原方的方证或功效，又了解方剂的现代药理作用，在此基础上综合考虑选方；或在掌握中药配伍规律的同时，熟悉被选中药的药理作用，组方时兼顾选配中药，可以提高选方用药的针对性。如现代药理研究表明川芎与人参合用既可抗心肌缺血,又可改善心功能, 对心肌细胞损伤有直接的保护作用，作用比单味药强。

故在临床抗心肌缺血方面，川芎与人参配伍较单用川芎好；而川芎与丹参配伍对脑缺血再灌注损伤的保护作用不如单味药，提示临证时川芎与丹参不宜单独配伍使用[7]。又如清利湿热的茵陈蒿汤，主要用于湿热黄疸，包括现代医学的急性黄疸型传染性肝炎、胆囊炎、胆石症等。现代医学认为急性黄胆型传染性肝炎是一种病毒性传染病, 大青叶、板蓝根皆属清热解毒之品，现代药理认为此类药物有抗病毒作用，若在茵陈蒿汤中再加入大青叶或板蓝根治疗效果会更加理想。方剂配伍技巧是从历代医家临床遣药组方的经验中总结概括出来的，因此应重视古方，特别是经典名方制方原理的研究。临证组方如能在掌握组方原则的同时，运用一些配伍技巧，必可大大提高临床组方的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