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临证，首当辨证论治

当医者面对病人时，首要之务便是诊断病情。他们常常询问：“您哪里不舒服？”这句话的背后，实际上是在探寻疾病的位置，即“病位”。只有准确地判断出病位，医者才能针对性地制定治疗方案。同时，除了病位之外，医者还需要辨明疾病的性质，即“病性”。这就像是在破案时，除了要找到犯罪现场，还需要了解犯罪动机，这样才能彻底解决问题。

这两个关键要素，正是中医所说的“病机”。其中的“机”，是“关键、要害”的意思。面对疾病，医者必须深入探究其内在机理，看透疾病的本质。具体来说，这需要辨明中医所讲的“八纲”，即“阴、阳、表、里、虚、实、寒、热”。这八纲是中医诊断的基础，也是治疗疾病的关键。

然而，我认为除了这八纲之外，还有另外两个同样重要的要素，那就是“气”和“血”。在中医理论中，“气”和“血”是人体生命活动的根本，也是疾病产生和发展的内在机制。因此，在治疗疾病的过程中，调理气血是至关重要的。只有调理好气血，才能真正治愈疾病，恢复身体健康。
《素问·至真要大论》所言：“谨守病机，各司其属，有者求之，无者求之，盛者责之，虚者责之，必先五胜，疏其血气，令其调达，而致和平。”这段经文深邃而精妙，它告诉我们，面对疾病时，首要任务是深入理解疾病的病机，明确是哪个脏腑出了问题。治疗需根据疾病的性质进行，要避免“虚虚实实”的错误。

“疏其血气”并非简单的“行气活血”，它还包含了“补”的意味。正如《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所言：“定其血气，各守其乡，血实宜决之，气虚宜掣引之。” 中医强调的是失衡之处的调整，旨在使人体恢复阴阳平衡。

即使是要疏通气血，也需随着疾病的变化而调整。《素问·六元正纪大论》所言：“大积大聚，其可犯也，衰其大半而止，过者死。”强调了这一点。具体治法需根据病位、病性的不同而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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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经》作为中医的经典之作，强调医者在面对疾病时，必须采用辨证论治的方法。这不仅是一种诊疗方法，更是一种对疾病的深刻认识。以咳嗽为例，《素问·咳论》明确指出：“五藏六府皆令人咳，非独肺也。”这句话告诉我们，咳嗽并非仅由肺部引起，而是与五脏六腑都有关联。因此，在治疗咳嗽时，不能仅仅局限于治疗肺部或单一的止咳方法。

曾经有一位医生在治疗咳嗽时，竟然有七成以上的病人都使用“止嗽散”。这种千篇一律的治疗方法，无疑暴露出这位医生对咳嗽的认识不足。他/她未能根据每个病人的具体情况进行辨证论治，而是采用了一种简单、粗暴的方法。这种做法显然不符合中医的诊疗原则，也难以取得最佳的治疗效果。

再以痿证为例，《内经》中提到“治痿独取阳明”，但这是否意味着所有痿证都应从阳明论治呢？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内经素问·痿论》在讨论痿证时，明确提到了痿躄、筋痿、肉痿、骨痿及脉痿等多种痿证类型。每种痿证都有其独特的病机和治疗方法，如果只是简单地采用一种方法进行治疗，很可能会错过最佳的治疗时机。

以糖尿病为例，这个病在现今社会中越来越普遍。回溯四十年前，由于内地经济条件较差，人们的生活水平较低，因此得糖尿病的人相对较少。然而，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人民生活水平逐渐提高，饮食也变得越来越丰盛。这导致了糖尿病的发病率不断上升。实际上，这种情况与经济改善和人们饮食习惯的改变密切相关。《内经》在《素问·通评虚实论》中早已指出：“甘肥贵人，则高梁之疾也。”这表明，糖尿病与过食甘肥、饮食过度有关。在治疗糖尿病时，我常常从脾胃入手，因为现代人的饮食过于丰盛，反而会损伤脾胃，导致水谷运化失常而引发此病。

​作为一位医者，我认为辨证是治疗疾病的关键。我曾治疗一位患疟疾的病人，除了寒热之外，他还感到头痛如破、身痛如被仗。我通过仔细辨证，采用“柴胡桂姜汤”进行治疗，仅数剂药就使其康复。若非准确辨证，恐怕难以治愈此病。因此，作为医者，必须具备扎实的理论基础和临床经验，才能更好地为患者诊治疾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