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时”为五行思维赋予了概念原型

1.前期:“五时”是五行范畴的最初内涵

司马迁在《史记·历书》中将五行视作历法:“盖黄帝考定星历，建立五行，起消息，正闰馀，於是有天地神祇，物类之官，是谓五官。各司其序，不相乱也”。

虽然在传统文化中，时冷可与“木火土金水”配属，但是两者之间似乎并不能划等号，为何司马迁将五行划为历法呢？因为在历史上，一年可能确实曾被分为5个季节，称为“木行、火行、土行、金行、水行”，合称五行。

《管子·五行》中详细记录了每一行的物候特点和人事原则:“昔黄帝以其缓急，作立五声以政五钟……五声既调，然后作立五行以正天时，五官以正人位。人与天调，然后天地之美生。日至，睹甲子木行御…..七十二日而毕……睹丙子火行御……七十二日而毕……睹戊子土行御·….七十二日而毕…… 睹庚子金行御…..七十二日而毕……睹壬子水行御…..七十二日而毕”。

《管子》由稷下学派集撰，始于春秋时期，于战国末期基本完成，此时哲学五行的范畴已经较为成熟，但是《管子·五行》提到的甲子木行、丙子火行、戊子土行、庚子金行、壬子水行，特用于指代一年五季，主要内容为“如何顺应时节，达到天人和谐”，实际是农政历书。同时，该篇接续在《管子·四时》之后，综合来看，两篇体例较为相似，只是对季节的划分不同，也从侧面证明了“五行”的历法属性。

1.1五时历的文献记录

部分学者认为，《管子·五行》出于后人臆造，目的是附会五行学说。但是，一年五时的历法，实在文献中留下了诸多记录。

《尚书·皋陶谟》载:“百僚师师，百工惟时，抚于五辰，庶绩其凝”。清代孙星衍言:“辰者，时也”。五辰，就是一年的5个时节。此句意为:百官都崇尚德行，百工都遵循时序，在5个时节行相应的事，各项事业就会取得良好的成绩。

《左传·昭公元年》载:“天有六气，降生五味，发为五色，征为五声，淫生六疾。六气日阴、阳、风、雨、晦、明也。分为四时，序为五节，过则为灾”。参考《白虎通义·五行》所说的“四时为时，五行为节”，可以看出“五节”同“五行”，而“四时”“五行”均是划分时间的常用方法。

《吕氏春秋·任地》载:“五时见生而树生，见死而穫死”。该篇强调顺应天时的重要性，农作物的生死受制于天时，不以人的意志转移，为政者不可使百姓丧失农时，方可事半功倍。

《后汉书·东平宪王苍传》中曾提到:“帝…….乃阅阴太后旧时器服，怆然动容，乃命留五时衣各一袭，及常所御衣合五十篋，余悉分布诸王主及子孙在京师者各有差”。该段也说明，古时贵族会针对5个时节，准备相应的礼服。

1.2五时历的现实痕迹

上述文献只是提及“五时”，并未详细解说，证据等级并不高，且无法为我们提供具象的认识。令人欣喜的是，在四川大凉山和云南小凉山的彝族聚居区，直到近现代仍在使用五时历–彝族十月历。

在彝族十月历中，每年被分为木、火、土、铜、水5个季节，每个季节分为“公、母”两个月，每月36天，分为三旬，每旬12天，用十二生肖纪日。一年三十旬，共360天，再加上分别在夏至日过大年，在冬至日过小年，两次过年合用5~6天，总计365或366天(彝族分为若干支系，所用十月历也略有差异，比如部分云南彝族的两个新年分别在大暑、大寒前后，称为火把节和星回节)。

曾有学者将十月历视为晚近时期彝族吸收汉族文化的产物，但彝族民间史诗《门咪间札节》便记载了一年过两个新年的历法，《梅葛·造物》也把一年分为10个月。在汉文献中，有关彝族星回节的记载可上溯到南诏初年，有关火把节的传说则可上溯到西汉时代。从这些记载来看，彝族十月历的历史可谓悠久，《黄帝内经》等书所记载的“长夏”“季夏”，可能也不是虚指，而是相当于十月历中的“土季”。

那么，能否从彝族十月历再向上追溯？我国现存最早的历书《夏小正》收录于西汉成书的《大戴礼记》，一般认为其写作不晚于战国时期。该书中，夏至在五月，冬至在十月，春分在二月，秋分在七月，斗柄下指在正月，斗柄上指在六月，两两均相隔5个月，说明其基本架构也为十月历。《夏小正》记载的各月星象物候，与后世《月令》相异，而与十月历相合，虽然文末多出了十一月、十二月，但这两个月并未记载对应的星象，疑为后人添加[18]。据文献记载，《夏小正》由孔子得于夏宗室的封地杞国，如果此说属实，那么或许真的可以沿着夏启的历代祖先，将十月历的起源上溯至“考定星历，建立五行”的黄帝时代。

《史记·六国年表》云:“禹兴于西羌”。《史记正义》引《帝王纪》云:“(禹)名文命……本西夷人也”。夏宗室的故地位于西羌，商汤灭夏后，或许在西羌的一些偏僻之处，仍保留了部分夏朝的习俗，而彝族作为公认的古西羌人分支，又保留了古西羌的历法习俗–《夏小正》与彝族历法均为十月历，可能不是偶然现象，而是由于它们之间存在着共同的文化起源。

1.3五时历的简易性、合理性

我们都清楚，历法是人为规定的，底层逻辑是为了适应生活和生产需要，既受制于科技水平，也会受到政治、文化、宗教的影响。

制定历法的先民，通过观察北斗七星的斗柄指向、正午时分太阳影长的变化，很容易发现恒星天象的变化周期为365天左右。这个数字有零有整，并不像“东西南北中”一样具有秩序感。最简单的制历方案，便是将零头的天数在“过年”时用掉，使一年变成360天，并将360天分成若干份，使得生活和生产更有计划性。

“360”的因数可以穷举为“2×180”“3×120”“4×90”“5×72”“6×60”“8×45”“9×40”“10×36”“12×30”“15×24”“18×20”,很明显，十进制下最简单的分法就是“10×36”, 即“分成10份，每份36天”，即使在没有九九乘法表的时代，也能让劳动人民很方便地理解。接下来，每份的36天也要进步细化，在“2×18”“3×12””4×9”“6×6”这4个都不算容易的分法中，制历者选择了居中的“3×12”。最终形成的“12×3×10”方案，在《管子·幼官》《管子·五行》、出土文献银雀山汉简《三十时》，以及彝族十月历中均有体现。

可能是为了照顾对数字不敏感的人群，制历者将每旬的12天，编成了按次序排列的12种动物，将每年的5个时节，编成了按次序排列的5种事物。这种十二生肖纪日法、五材公母纪月法，彝族一直沿用至今。考虑到十二地支与十二生肖、十天干与五行的对应关系，我们不由怀疑，天干、地支的最早起源，可能也是五时历。

1.4五方与时相统一，时空观趋于成熟

在十月历中，二月三月温和，四月五月(夏至)温暖，六月七月最热，八月九月凉爽、十月(冬至)一月最冷。在空间上，不同方位的气候也不同，南方最热，北方最寒，东方温和，西方清冷，中央介于四者之间，冷热特征不明显。

在绘制地图时，五方、五时的相似性得到了直观的展现。众所周知，中国古代的绘图原则是“上南下北，左东右西”，部分学者用“南方属火，故居于上”来解释其由来，不免有些“因果颠倒”。事实上，出于对太阳的尊崇，先民惯于南面而立，在进行地图绘制这一重要工作时，自然也不例外。试想一下，当面向某一方绘制图像时，最方便的构图，是否正是将面前的景物绘制于上方，将左右的景物绘制于左右？因此，中国人的地图上，将南方画于上方，北方画于下方，东、西方画于左、右，也是自然之事。

先民发现，太阳每天沿着东、南、西、北的轨迹运行(星宿理论)，往复循环，正好可以连成一个圆。在这个圆中，太阳以中央为环枢，于东方上升，于南方位高，于西方下降，于北方位卑–恰如一年中的气候变化，二月三月气温上升，四月五月(夏至)气温居于高位，六月七月气温维持高位并开始下降，八月九月气温下降，十月(冬至)一月气温降至最低。

于是，在先民的思维中，完成了“五方-五时”的统一: 东-二月三月、南-四月五月、西-八月九月、北-十月一月，由于六月七月居于五时之“中”，于是将其与五方之“中”相配。此时，空间被“五方”分成了5个部分，时间被“五时”分成了5个部分，二者相互对应，空间与时间得到了观念上的统一。

这种时空统一的观，也反映于文献。《尚书·尧典》中记述了帝尧派人前往东、南、西、北四方，“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时”，测定出春分、夏至、秋分、冬至4个节点，并据此定出四季，体现了东-春、南-夏、西-秋、北-冬的配属关系。《鹖冠子·环流》则将北斗七星斗柄的方向与时节相联系:“斗柄指东，天下皆春；斗柄指南，天下皆夏；斗柄指西，天下皆秋；斗柄指北，天下皆冬”。

1.5小结

先民将一年分为5个时节是否受到了五方的影响，我们无从得知，但无论是“五时”参考了“五方”，还是各自独立发展，都无法否认二者的相似性，而“五方-五时”配属之所以在逻辑上成立，根本原因在于，空间和时间的变化，都可取象为往复循环的圆运动，这也是“气-阴阳-五行”模型的核心特点。

从语义流变来看，代指时节的五行之“行”，应作“运行”解，意为“气候运行的5种状态”。由于五方的确立具有必然性，而五时的划分更多则是偶然性，因此本课题组认为，虽然“五时”是“五行”的最初涵义，但是“五方-五时”配属乃至五行框架的理性内核，实际上来源于“五方”，故而应将五行思维的起源追溯至“五方”，而不是“五时”。

2.中期:5种常用事物被用以指代五时

在“五方-五时”模型中，空间与时间达成了统一，其中五方已有称谓，五时也应有各自的称谓。由于时间比空间抽象，为五时造字的难度，比五方高不少。参照彝族十月历，我们有理由认为，制历者想出的简易方案，可能就是“用5种常用的事物指代五时”。

2.1配属逻辑

《左传·文公七年》载:“水火木金土谷，谓之六府”。六府是关乎国计民生的重要事物，在《尚书·大禹谟》中也有所提及。最终的五行未包含谷，或许是由于谷与木均为植物，且谷的意象已蕴含在土中，故被剔除。《左传·襄公二十七年》的“天生五材，民并用之，废一不可”，以及《国语·郑语》的“以土与金、木、水、火杂，以成万物”，则直接体现了木、火、土、金、水的重要性。

用人们熟悉的事物指代时节，正如用12种熟悉的动物指代日期，就早期社会而言，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事物与时节也并非随意相配，其逻辑记载于《尚书·洪范》中。

《尚书·洪范》对“五行”作了解释:“一日水，二日火，三日木，四日金，五日土。水日润下，火日炎上，木日曲直，金曰从革，土爰稼穑。润下作咸，炎上作苦，曲直作酸，从革作辛，稼穑作甘”。如果只看字面意思，五行即是五材，毫无争议，但唯有一个疑问，既然这5种事物都是生产生活中常用到的，而箕子为何要向周武王一一解释其性质，甚而置于“洪范九畴”之首呢？这是因为此处的“水火木金土”指的并非是5种事物本身，而是其物质属性所体现的哲学思想。这句话看似是在解释5种事物的性质，实际上是在解释这5种事物分别指代五时的原因:北方-冬季，位居于下，气温最低，配以水德，润泽于下；南方-夏季，位居于上，气温最高，配以火德，温暖于上；东方-春季，居左而升，气温逐渐升高，配以木德，始曲终直；西方-秋季，居右而降，气温逐渐降低，此时果脱叶落，好似刀具破开皮革，配以金德，劲切肃杀；中央-长夏，尊居于中，气温近夏，此时草木繁盛，庄稼盈满，配以土德，长养万物。

将此种对应方法落实到具体时间，则一月附近的气候为水，三月附近的气候为木，五月附近的气候为土，七月附近的气候为火，九月附近的气候为金。见图1。

然而，一年共有10个月，接下来还需要考虑如何将五材与每个月相配。此时有两种方案:第一种是如彝族十月历，将相邻的两个月配属于同一事物，分为公母，如冬至前后分别为公水月、母水月。第二种则如“河图十数”，将相对的两个月配属于同一事物，其中一、三、五、七、九月为主气，称为天，二、四、六、八、十月为从气，称为地。由此，一月为天水，六月为地水；二月为地火，七月为天火；三月为天木，八月为地木；四月为地金，九月为天金；五月为天土，十月为地土。见图2。

由《尚书·洪范》可知，先民使用了第二种方案。“一日水，二日火，三日木，四曰金，五日土”，即点明了一月至五月的五材次序为“水、火、木、金、土”，这一顺序循环2次就构成了整年。此种方案的妙处在于同时蕴含了五行相生、五行相胜的思想–由于主气表现出“依次更替”的关系，很容易联想到，“在前的时节”对“在后的时节”具有派生作用，即“水→木→土→火→金”；由于每个月的气候都没有过度发展，也很容易联想到，“在后的月份”对“在前的月份”具有节制作用，即“土→金→木→火→冰”。

由于“土生火”“土胜金”“木胜火”在自然界难以找到对应，推测五行相生、五行相胜思想在《尚书·洪范》时期并未被广泛接受，其实际应用可能在“土””火”位置颠倒之后，详见第二阶段后期“1.五行相生””2.五行相胜”。

《周易·系辞》将这种配属方法概括为:“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周易郑注》则详细阐释:“天一生水于北，地二生火于南，天三生木于东，地四生金于西，天五生土于中。阳无耦，阴无配，未得相成。地六成水于北，与天一并。天七成火于南，与地二并。地八成木于东，与天三并。天九成金于西，与地四并。地十成土于中，与天五并”。

后世眼中神秘玄奥的“河图”，内核可能不只是月份与五材的简单对应，但是目前来看，这一解读角度是比较朴素贴切的。另外，五音与五行的配属，也是依据于此。五音的音调，由低至高分别为宫、商、角、徵、羽，琴、箫等乐器振动的琴弦或空气柱越短，音调越高，因此无论是弦位还是孔位，距离振动发生处的距离，由长至短都分别为宫、商、角、徵、羽，用数字量化表示则为5(土)、4(金)、3(木)、2(火)、1(水)，调整至通行的五行相生顺序，就变成我们熟悉的木-角、火-徵、土-宫、金-商、水-羽。

2.2五行(五时)的重要性

以上论述已溯清了五行的起源。但又有一个新的疑问，如果五行仅是“借用5种事物以指代五时”，为何能列为“洪范九畴”之首呢？

要理解这个问题，首先要明白，历法自古以来都是国之大政，而“顺应天时”则是为政最基本的原则。制定历法、顺应天时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在奴隶制度、封建制度下，少部分统治者的意志决定了大部分生产力的投送方向。俗语道:”人误地一时，地误人一年”，在播种时节，如果统治者大量征调民力发动战争、兴修工程，必然导致粮食减产，引起饥荒，进而造成社会动荡。唯有保证生产秩序符合自然规律，才能维持统治稳定。

再看《尚书·洪范》，箕子在正式指导周武王之前，先举了鲧和禹的例子:“我闻在昔，鲧堙洪水，汩陈其五行。帝乃震怒，不畀洪范九畴，彝伦攸斁。鲧则殛死，禹乃嗣兴，天乃锡禹洪范九畴，彝伦攸叙”。鲧在治水时“汩陈其五行”，他行事不顺应时节，连“为政最基本的原则”都未遵守，帝尧(另说为舜)便没有再进一步指导他为政之道；鲧退出政治舞台后，禹继承了鲧的事业，帝舜将为政的九大原则垂训于他，禹遵守了这些原则，最终完成了治水安民的大业。《尚书·甘誓》也有类似记载: “王日…..有扈氏威侮五行，怠弃三正，天用剿绝其命，今予惟恭行天之罚”。夏启讨伐有扈氏，向将士宣讲敌方罪行:有扈氏威凌侮慢了天时，怠惰荒废了正德，上天因此要断绝他的命途，今天我要谨奉天意，代天行罚。不尊重“五行”可以成为罢黜和征讨的理由，其重要性可见一斑，作为“为政最基本的原”，列为“洪范九畴”之首，也在情理之中了。

2.3五时历的消亡

殷商甲骨文中已考证出“春”“秋”“冬”三字。《尚书·尧典》也记载了春、夏、秋、冬四季的划分方法，一般认为，该篇成书于西周，说明最晚至商周时期，四时历已经较为普及，并非是猝然出现。目前可考的是，春秋时期诸侯国各自为政，历法并不统一，仅齐地范围，便既有四时历，又有五时历，比如琅琊地区实行的是四时历，夏裔的封国杞地实行的是五行历。因此本课题组认为，在很长一段时间中，五时历与四时历应是同时存在的，各有影响范围。

然而，为何是“四时历”逐渐取代了“五时历”，而不是相反？其根本原因还是在于空间与时间具有统一性:时间可以感知，但无法测量，只能通过观察空间的周期变化，间接标示时间。在一年中，时间迁移的主要参照，是太阳在黄道运行时的位置变化，二分二至之所以重要，即是因为此时太阳在黄道的正东、正西、正南、正北，而“地判四方”的模式决定了“天分四时”必将成为主流。

现今通行的农历，在汉武帝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颁行，以正月为岁首，采用二十四节气，史称“太初改历”。随着农历的推行，“五时”在大部分地区退出了人们的生活，逐渐被遗忘。由于在长期使用中，称及“五时”，便是“水火木金土(五行)”,后者反而得以沿用，与新的历法配属为“四时-五方-五行”，进而成为哲学范畴。所幸在于，与汉武帝同时代的司马迁，在《史记·历书》中称历法为“五行”，为我们溯清五行起源留下了珍贵的线索。

2.4五行由“水木土火金”变为“木火土金水”

《尚书·洪范》中，五材与五时的对应顺序为“水木土火金”，将”土””火”相调换，就成了我们所熟悉的“木火土金水”相生之序。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变化呢？

参照“五材-五时”的配属逻辑，将推测的演变过程概括如下:1纳入月相周期的十二月历逐渐成为主流，五时(5×2) 被四时(4×3)所取代，原本的“五时-五行”对应，演化为“四时-五方-五行”模型。每年的耕种，始于春天，因而五行中的“木”被移至首位。”士”居中央的习惯尚在，因此将“木土火金水”改成了“木火土金水”，这一改动并不违背现实气候(详见下节)，且与五行相生、相胜的思想更贴合(详见第二阶段后期“1.五行相生”“2.五行相胜”),因此被固定下来。

变化后的五行顺序，在《春秋繁露·五行之义》中有明确解释:“天有五行:一日木，二日火，三日土，四日金，五日水。木，五行之始也；水，五行之终也；土，五行之中也。此其天次之序也。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此其父子也。木居左，金居右，火居前，水居后，土居中央。此其父子之序，相受而布。是故木居东方而主春气，火居南方而主夏气，金居西方而主秋气，水居北方而主冬气。是故木主生而金主杀，火主暑而水主寒”。

2.5“土”与“季夏”

由于北半球的特殊光照条件(太阳直射北回归线时，地球处于公转轨道的远心端，运动速度慢，导致光照条件好的天数较多)，以及先民的活动范围集中在温带和亚热带，一年中感到温热的时间往往长于感到寒冷的时间。

《夏小正》中，夏至在五月，冬至在十月，大致可以推测，十月历的四、五、六、七月比较热，其中夏至后的六、七月是一年中最热的时候，因此《尚书·洪范》中将一年主气排为“水(一月)、木(三月)、土(五月)、火(七月)、金(九月)”,是符合现实气候的。

在“五时历”向“四时历”转换的地区，为了方便民众接受，势必会将新的四时与旧的五时相对应，其中木对应春、金对应秋、水对应冬，均很容易确定，但是土、火气温都比较高，该如何分配呢？

前文已述，五行经历过由“水木土火金”变为“木火土金水”的过程。若将新的五行次序与旧五时对应，则是“木(三月)、火(五月)、土(七月)、金(九月)、水(一月)”。此时最闷热的六、七月，所配属的不再是“火”，而是“土”，似与现实气候不符，然而，综合来看其实是相符的。

夏至过后，虽然太阳直射点逐渐南移，但是辐射的热能仍然在大气中积累，平均气温于公历的七月(十月历的六月)达到最高点，并维持到了公历的八月(十月历的七月)。在此期间，温度没有持续上升，而是保持稳态的原因在于“水蒸发吸热”的调节效应，持续蒸发的水蒸气使温度不再继续升高，但也导致了空气湿度的上升。此时，体表的汗液蒸发变慢，人们普遍感到闷热，而当空气湿度上升到临界值，则会产生降雨。无论是上升的湿度、闷热的感觉，还是频繁的降雨，都可以被归纳为“湿”。在农业社会，最能反映“湿”性的是具有涵水作用的“土”。相较而言，公历的六月(十月历的五月)的温度并没有明显低于公历的七、八月(十月历的六、七月)，因此十月历中用“火-热”配属四、五月，用“土-湿”来配属六、七月，并不违背现实。这种“考虑多方面因素并作出取舍”的综合思维，在“五行-五脏”配属时也将有所体现。

此时，后世熟悉的五行次序已然形成，火、土均对应夏，其中火被配以“夏”，土则被配以“季夏”，意为第二个夏。这样的称呼非常合理，后世对“季夏”感到陌生，只是因为五时历已被世人所遗忘。

2.6小结

一般认为，对后世影响极其深远的阴阳五行思想来源于诸子百家中的阴阳家。《汉书·艺文志》对于阴阳家的介绍为:“阴阳家者流，盖出于羲和之官，敬顺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此其所长也”。可见阴阳家的本职工作就是观察天象、制定历法，在长期工作中，他们总结出方位、时令的共同特征，并用5种熟悉的事物加以概括，也在情理之中。

部分学者认为，由于“金”字全在西周晚期公臣簋乙上首见，殷商甲骨文中并未发现，因此“五行”范畴的出现应晚于殷商。然而，甲骨文并非档案材料，目前发现的甲骨文，远未能反映殷商全貌，未发现“金”字的甲骨文，不代表殷商之时不存在“金”。事实上，无论是狭义的黄金还是广义的金属制品，均出现得极早：在河南安阳等地出土的商代中期(约公元前14世纪至公元前13世纪）文物中发现了用于日常装饰的金箔[221]；在甘肃玉门新石器时代火烧沟遗址（约公元前2000年）中，出土了金耳环[23]；在甘肃东乡林家村马家窑文化遗址（约公元前3000年)中，出土了一把青铜刀和一些青铜器残片[24]。以上考古发现说明，先民利用金属的历史不低于5000年，不应以“甲骨文无金”为据，判断五行上限。

如果采信《夏小正》，那么十月历可上溯至夏朝；如果采信《尚书·洪范》，那么五行的历史可上溯至商朝(箕子其人)，甚至虞舜时代(箕子其言)。由于缺乏二重证据，五行产生时间的上限暂不可考，而判断其下限的主要依据则是《尚书·洪范》的成书年代。

若认为该篇是战国伪作，则五行产生时间不晚于诸子百家时期。然而，“沈潜刚克，高明柔克”(《左传·文公五年》)、“三人占，从二人之言”(《左传·成公六年》)及“无偏无党，王道荡荡”(《左传·襄公三年》)这3处章句，都以“商书日”为发语词引用了《尚书·洪范》，《墨子·兼爱下》《荀子·脩身》《荀子·天论》《韩非子·有度》等篇也都直接引用过《尚书·洪范》。据此可以判断，《尚书·洪范》的部分章句来源于商代古书，其写作时间最迟应不晚于西周。因此“五行”范畴的出现，也不晚于西周。

2.7附注:五行与五官

《左传·昭公二十九》中记载了魏献子和蔡墨的一段对话，蔡墨说:“故有五行之官，是谓五官，实列受氏姓，封为上公，祀为贵神，社樱五祀，是尊是奉。木正日句芒，火正日祝融，金正日蓐收，水正日玄冥，土正日后土…… 少皞氏有四叔，日重，日该，日修，日熙，实能金木及水，使重为句芒，该为蓐收，修及熙为玄冥……颛顼氏有子日犁，为祝融，共工氏有子日句龙，为后土”。

如果蔡墨之言属实，说明上古时期已有木正、火正、金正、水正、土正5项官职。此时的“五行之官”意为“行使5种权能”，通常由统治集团的核心成员担任，具有极高的政治地位和宗教地位。此处的“木火土金水”似乎指代5种行业，具体的行业已经无从考证，但以今度古，推测木正总管伐木、建造，火正总管烹饪、铸造，金正总管采矿、冶炼，水正总管水利，土正总管农业。此外，《史记·历书》也提到了五行与五官的密切关系: “盖黄帝考定星历，建立五行….於是有天地神祇，物类之官，是谓五官。各司其序，不相乱也”。

虽然在两篇文献中，“五行”和“五官”似乎并没有哲学涵义，但是一旦采信，仍可将五行的历史上溯至颛顼、少皞乃至黄帝时代。然而，由于缺乏二重证据，且难以考证五时、五官确立的先后，仅将本节作为附注，谨供参考。

3.后期:五行范畴进一步哲学化

在《尚书·洪范》中，五行已表现出哲学化特征，但在五行之间相互关系被加以明确后，五行才真正成为哲学范畴，并为医家、方士所用。在这个过程中，五行与精气学说合流，超越了“木火土金水”原有的物质属性，逐渐成为“气”的运动方式或功能状态的概括。

3.1五行相生

在《尚书·洪范》中，主气按照“水木土火金”的顺序循环，由于气候表现出“依次更替”的关系，很容易联想到，“在前的时节”对“在后的时节”具有派生作用，这便是相生关系的理论基础。

在“水木土火金”中，水生木、金生水容易理解，木生土可解作“叶落归根化作春泥”，火生金可解作“烈火冶炼出金属”，但是土生火实在难以解释。然而，随着“土”“火”颠倒，五行的相生顺序变为“木火土金水”，则可以与自然现象完美对应:木燃烧为火、火的灰烬化为土(另有趣解，火焚尽野地产生良田)、土中矿物冶炼成金属、金属表面凝结出露水、水滋养草木。其顺序如图3所示。

倘若作“气的运动方式/功能状态”解，五行相生的关系更可直接取象为往复循环的圆运动，符合“五方-五时”模型的特征:木对应上升(曲直)，升至顶点则为火(炎上)，在中土的转圜下(稼穑)，盛极而衰，金对应下降(从革)，降至底端则为水(润下)，重新上升。

在现存文献中，最早隐含相生顺序的是《尚书·洪范》，直接体现“木火土金水”相生顺序的是《管子·五行》，而最早明确论述五行之间相生关系的当为《春秋繁露·五行之义》。这3篇文献，前文均已引用，本处不再赘述。

3.2五行相胜

在《尚书·洪范》中，一月至五月、六月至十月的五行属性按照“水火木金土”的顺序循环，由于每个月的气候都没有过度发展，也很容易联想到，“在后的月份”对“在前的月份”具有节制作用，这便是相胜关系的理论基础。

随着“土”“火”颠倒，五行的相胜关系也可以与自然现象较好地对应:草木疏通土壤(使其免于板结)、火焰冶炼金属(使其免于锈蚀)、土壤钳固水道(使其免于泛滥)、金属砍伐树木(使其免于蔓衍)、水流抑制火焰(使其免于煨烬)。如图4 所示。

在现存文献中，最早隐含相胜顺序的是《尚书·洪范》，最早体现五行相胜顺序的是《左传·文公七年》:“水、火、金、木、土、谷，谓之六府”。虽然随机排出相胜顺序的概率仅为1/24,但是此处的顺与《尚书·洪范》极为接近，不能排除传抄错误导致“歪打正着”的可能，然而即使抛开此篇，《左传》中也可见到对五行相胜的直接应用(后文“3.4哲学化五行在非医学领域的应用举隅”详述)。《孙子兵法·虚实篇》还明确指出:“五行无常胜”，以破除人们对五行相胜关系的迷信，说明这一思想在春秋末期的传播已经较为广泛。

巧合的是，如果要设计一个系统，使得该系统中的每个元素与其他元素均建立唯一的生克关系，那么这个系统的元素数量，只能是”5”。这一事实已被学者用数学方法所证明[271,但若据此认为，先有五行的相互关系、后有五行，则不符合思维的发展规律，且与文献证据相矛盾。

3.3五行乘侮

五行乘侮是五行相胜关系的衍生，某一行过盛，则乘其所胜，侮其所不胜。相乘是正常相胜关系的太过，不待多解。相侮则可以用五行基本的生克关系推导而出，以木为例:若木行过盛(+1),木生火，火行随之过盛(+1),火胜金，金行随之衰弱(-1),最终呈现的结果便是“木反侮金”。但是到此并未结束，金行衰弱(-1),金生水，水行随之衰弱(-1),水生木，木行随之衰弱(+1-1=0),最终系统又复归平衡，这便是“制化”。

相乘相侮在《淮南子·地形训》中已有相应论述:“木壮，水老火生金囚土死，火壮，木老土生水囚金死，土壮，火老金生木囚水死，金壮，土老水生火囚木死，水壮，金老木生土囚火死”。《淮南子》成书于西汉早期，此时五行之间的相互关系已经完全成熟。

3.4哲学化五行在非医学领域的应用举隅

五行学说来源于历法，在生产、生活方面的应用毋庸多言，其在预测、军事、政治等领域的应用，则充分体现了哲学特点。

《左传·昭公三十一年》载:“十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是夜也，赵简子梦童子羸而转以歌。旦占诸史墨…..对日:六年及此月也，吴其入郢乎！终亦弗克。入郢必以庚辰，日月在辰尾。庚午之日，日始有谪，火胜金，故弗克”。史墨预测吴国将攻陷楚国都城郢，但因为金不能胜火，最终无法灭绝楚国。

《左传·哀公九年》载:“晋赵鞅卜救郑，遇水适火，占诸史赵、史墨、史龟。史龟曰:是谓沈阳，可以兴兵。利以伐姜，不利子商。伐齐则可，敌宋不吉。史墨曰:盈，水名也。子，水位也。名位敌，不可干也。炎帝为火师，姜姓其后也。水胜火，伐姜则可。史赵日:是谓如川之满，不可游也。郑方有罪，不可救也。救郑则不吉，不知其他。阳虎以《周易》筮之，遇泰之需….. 止”。晋赵鞅卜问救郑之事，卜象为水遇火，史墨认为，赵姓属水，宋国也属水，两者不能相胜。齐国属火，水能胜火，因，讨伐齐国可以获胜。

以现代思维看这两个历史片段，难免感到有些荒诞，或许谋臣在占卜前已有了计议，只是借玄学以立论，也未可知。但很明显可以看出，五行在早期应是仅作为筮的补充–昭公三十一年时，日食和梦境才是测的基础；哀公九年时，先用卜法、后用筮法，即使不提“水胜火”也可完成预测。

五行学说在军事上的运用，则稍显科学。《六韬·五音》中论述了通过聆听五音来判断敌情，再根据五行相胜选择制敌策略的方法:”以天清净，无阴云风雨，夜半，遣轻骑往至敌人之垒，去九百步外，遍持律管，大呼惊之。有声应管，其来甚微。角声应管，当以白虎；徵声应管，当以玄武；商声应管，当以朱雀；羽声应管，当以勾陈；五管声尽，不应者，宫也，当以青龙以五行之符，佐胜之征，成败之机…..微妙之音，皆有外候….敌人惊动则听之，闻枹鼓之音者，角也；见火光者，徵也；闻金铁矛戟之音者，商也；闻人啸呼之音者，羽也；寂寞无闻者，宫也。此五者，声色之符也”。此方法的妙处在于，先惊扰敌人，通过观察敌人的反应，判断出敌人的武器、战术，从而可以选择最合适的阵法迎敌，至于其曾否应用于战场，效果如何，则不得而知。

在政治领域，战国后期阴阳家的代表人物邹衍将五行相胜思想进一步发挥，用五行间的相胜关系解释王朝的兴替，史称“五德终始说”。这番理论漏洞百出，但是从秦汉至宋金辽时期，历代王朝均以“五德终始说”作为政权合法性的理论背书，无形中提高了五行范畴的影响力。

3.5小结

五行思想的形成经历了漫长的过程，在此期间，“水木土火金”发生了3次涵义转移。由“5种事物本身”，变为“5种事物所具有的性质”，再变为“用5种事物所指代的5个时节”，最终演变为“气的5种运动方式/功能状态”。第一、第二次涵义转移近乎同时发生，前者构成了五行的最初内涵，后者则是五行的概念基础。第三次涵义转移则使五行最终成为哲学范畴，在思维领域得以应用。

综上所述，本课题组将第二阶段概括为:介于上古至西周的某一时期，主管观察天象、制定历法的早期阴阳家，在长期工作中总结出方位、时节的共同特征，并用“水木土火金”这5种人们熟悉的事物指代5个时节；春秋战国时期历法不断整合，五时历逐渐被四时历所取代，“水木土火金”却得以保留，在“四时-五方-五行”模型中，重排为“木火土金水”，衍生出与自然规律相符的相互关系，最终超越物质属性成为哲学范畴，用以指代“气的5种运动方式/功能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