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仲景的伤寒论是否取法于《汤液经》？
辨证施治，这一中医的核心治疗方法，亦被大家熟知为辨证论治。然而，我个人更倾向于称其为辨证施治，因为它更为朴实，更为贴近中医的本质。在中医看来，疾病并非孤立的存在，而是与患者的体质、环境、情绪等多种因素紧密相连。因此，中医治病，并非简单地针对病症下药，而是要根据患者的具体情况，全面、系统地分析病因、病性、病位，从而确定治疗方案。
想象一下，一个中医医生在接诊时，会仔细观察患者的面色、舌苔、脉象等，询问其病史、生活习惯等，然后结合自己的医学知识，综合分析，最后得出一个辨证的结论。这个过程，就像一位细心的侦探，在纷繁复杂的线索中，寻找疾病的真相。
当然，这个过程并非一蹴而就，它需要医生具备深厚的医学功底和丰富的临床经验。但正是这种严谨、细致的辨证施治，使得中医治疗疾病的效果显著，深受患者信赖。
在现代社会，随着医学科技的飞速发展，辨证施治这一古老的治疗方法依然焕发着勃勃生机。它不仅仅是一种治病的方法，更是一种对人体健康、疾病本质的深入探索和理解。因此，让我们更加深入地了解和学习辨证施治，感受中医的博大精深。
中医治病之所以注重辨证而非辨病，这与其深厚的历史积淀密不可分。回溯千年，中医诞生于古代，那时并无现代科学的支撑，亦无精良医疗设备的辅助。因此，中医不可能像现代西医那样，直接针对病变实质和致病因素进行疾病的诊断和治疗。然而，中医凭借着对人体的细致观察和患者的症状反应，逐渐积累了治疗疾病的丰富经验。历经无数次的实践与探索，中医不仅推动了四诊法、药性和方剂配制的发展，更在千变万化的疾病中发现了普遍的规律反应。
在这些规律反应的基础上，中医创制了诸多验方，用以治疗各种疾病。《伊尹汤液经》便是集验方的鼻祖，它与《神农本草经》、《黄帝内经》一样，是广大民众在长期与疾病斗争中所取得的宝贵成果。然而，这些成就往往被记在帝王宰相的名下，这无疑是对广大劳动人民的辛勤付出的忽视。
《汤液经》在《汉书·艺文志》中有所记载，晋代皇甫谧在《甲乙经序》中提到：“仲景论广汤液为十数卷，用之多验。”这说明仲景的著作大多取材于《汤液经》，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了个人的学识经验的发挥和增益。然而，《汤液经》已失传，导致后人误以为仲景是这些验方的独创者，因此赞誉他为“方剂之祖”、“医中之圣”。
事实上，在科学尚未发达的古代，中医仅凭对人体的观察和症状反应，便能探索出疾病的发展规律和治疗准则，制定出诸多有效的验方。这无疑是一个漫长而艰巨的过程，需要历经千百万次的反复试验、观察和实践。因此，这些成就绝非某一个人或某个时代的产物，而是广大劳动群众在长期疾病斗争实践中逐渐积累的伟大成果。
《汤液经》的出世标志着辨证施治方法的成熟。虽然《汤液经》并非出自遥远的商代，与伊尹也无关，但张仲景无疑是《汤液经》的杰出传人。尽管《汤液经》已不可得，但幸有仲景之书传世，使得辨证施治的规律法则和众多证治验方得以流传至今。这无疑是仲景对中医发展作出的巨大贡献。
仲景书本与《内经》之间并无直接联系，仅仅因为仲景的序言中提到了“撰用《素问》、《九卷》、《八十一难》、《阴阳大论》、《胎胪药录》、并《平脉辨证》”等书籍，使得后世的注释家们大多将仲景书本与《内经》联系起来，从而走入了一个附会《内经》的误区，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然而，仔细考察仲景书本的序文，我们可以发现其中存在着多处疑点，这些疑点表明序文并非出自一人之手。历代有识之士亦多怀疑这是晋人所为的伪作，而近代学者杨绍伊更是对此进行了深入的辨析。
杨绍伊指出，仲景书本的序文在文字风格、用词特点等方面与《内经》存在明显的差异。他认为，仲景书本的序文更像是晋代以后的文风，而非汉代的原文。此外，序文中提到的书籍也并非都是仲景所撰用的，有些书籍甚至与仲景书本的内容毫无关联。
因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仲景书本与《内经》之间并无直接联系，序文也并非出自仲景本人之手。这一结论的得出，有助于我们更加准确地理解仲景书本的内涵和价值，避免被附会《内经》的迷途所误导。同时，也提醒我们在研究古代文献时，要谨慎辨析，避免被伪作所误导。
杨绍伊在其著作《伊尹汤液经》中深入剖析了《伤寒杂病论》的文本结构和创作背景。他细致入微地指出，该文的序文部分，尽管韵律并不高昂却清新脱俗，笔调虽然不古板却充满了雅致。这种既非骈文又非散文的风格，恰恰是建安时期的文学特色。而在文中涉及到的五行理论以及与疾病相关的部分，其笔调和句律，音节和声响，都带有浓厚的晋朝文学色彩。若以《伤寒例》中的词句进行验证，便可清晰地看出这些部分与整体之间的紧密联系。
进一步从文法角度进行解读，杨绍伊认为，《伤寒杂病论》在文法上体现了浑说和详举两种手法。例如，“勤求古训，博采众方”这一表述属于浑说，而接下来的“撰用《素问》、《九卷》等五句”则属于详举。这种写作手法在古文中非常常见，即浑说部分通常不会过于详细，而详举部分则不会过于笼统。因此，原文中“感往昔之沦丧，伤横夭之莫救，仍勤求古训，博采众方，为《伤寒杂病论》，合十六卷”这样的表述是恰当的。
此外，杨绍伊还指出，《素问》、《九卷》、《八十一难》、《阴阳大论》等书籍在《伤寒杂病论》中并未被详细提及，而辨脉平脉的部分则多使用了“师曰”这样的表述方式，这并非仲景本人的创作。相反，《伤寒例》一篇很可能是叔和的作品，这一点在文中已有明文记载。而《伤寒例》开篇便引用了《阴阳大论》，其中的内容也大多出自这三部书籍。因此，这三部书籍更像是叔和所撰用的书籍，而非仲景所博采的文献。
为了进一步证实这一观点，杨绍伊还从叔和撰次的作品中寻找证据。他发现叔和撰次的《平脉法》一篇与《伤寒杂病论》中的“平脉辨证”部分有着密切的关联。这种关联不仅体现在内容的相似性上，更体现在文法结构和用词上的高度一致性。因此，杨绍伊认为平脉辨证很可能是平脉法的出处注脚，而平脉法则出自于平脉辨证。这也意味着平脉辨证并非仲景所博采的内容。
最后，杨绍伊还指出，在三阳三阴篇中，叔和撰次的部分可考之处除了问曰答曰的辨脉法类和问曰师曰的平脉法类外，并无其他类型。这进一步证实了叔和在这些部分所起到的关键作用。同时，这也说明除了《素问》、《九卷》、《八十一难》、《阴阳大论》等三部书籍外，《胎胪药录》、《平脉辨证》等两部书籍也是叔和所撰用的重要文献。因此，杨绍伊认为叔和在这些部分所进行的创作和修改都是为了凸显自己所撰用的书籍并展示自己的学术渊源。
仲景的古文著作，因其独特的语言风格和深奥的内涵，历来被读者视为难以捉摸的瑰宝。然而，众多读者在解读时，往往受到叔和伪序的误导，如同戴上了《内经》的有色眼镜，难以客观地看待仲景的著作。这种心态的存在，使得我们难以通过仲景的书籍，深入探索辨证施治这一博大精深的医学体系，更无法领略其精神实质。
中医的辨证施治，是广大劳动群众在与疾病斗争的长期实践中，不断总结、提炼而来的宝贵财富，绝非某些所谓的生而知之的圣人所能创造。这一点，相信无人会加以否认。正因为辨证施治源自实践，它必然包含着客观的形式和真理。这些形式，正是我们所说的辨证施治的方法体系；而真理，则是其精神实质。
如今，这一实践的总结主要见于仲景的著作。因此，对于辨证施治的研究，若舍弃仲景书，我们又该从何处寻找答案呢？本书旨在透视仲景书中的证治精神，并结合临床实践进行深入探讨。通过这样的研究，我们希望能够更好地领悟仲景的智慧，更好地运用辨证施治的方法，为人类的健康事业做出更大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