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阴三阳的实质是什么?
三阴三阳的实质，乃是对人体生理病理机制的深入剖析。朱肱深入探讨了足之六经的内涵，通过阐述六经的循行路径及其生理病理特点，为我们揭示了六经病证的发生、传变及病理机制。
在朱肱的论述中，他详细解析了足太阳经的循行特点及其与风寒病邪的相互作用。足太阳经，这条在人体中扮演着“诸阳主气”角色的经络，一旦受到寒邪侵袭，便会引发一系列典型的病理表现。诸如发热恶寒、头项疼痛、身体酸痛、腰背强直以及脉象浮大等症状，均是太阳经受病时的常见表现。这些症状的出现，与足太阳经的循行路径及其生理功能密切相关。
朱肱的论述并非空穴来风，而是以《灵枢》等经典医籍为依据。他详细引述了足太阳经的循行路线，从目内眦起，上行至额部，交于头顶；其分支则自头顶至耳上角；直行者则从头顶入络于脑，复出别行下项，循肩膊内挟脊，抵腰中，入循膂，络肾属膀胱。这些描述为我们勾勒出了足太阳经在人体内的完整布局。
在此基础上，朱肱进一步推导出太阳经受风寒侵袭时的病理表现。他通过综合分析足太阳经的循行途径及其生理功能，指出当太阳经受到风寒侵袭时，必然会出现一系列典型症状。这些症状不仅与足太阳经的循行路线相吻合，而且也与《素问》等经典医籍中关于伤寒病的描述相印证。
此外，朱肱还对其他五经的受病情况及推导过程进行了类似的探讨。他通过对各经的循行路径、生理功能及病理特点的深入剖析，为我们揭示了六经病证的发生机制和传变规律。这种以六经为核心的病理阐释方法，不仅有助于我们深入理解中医的生理病理理论，也为临床诊断和治疗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
朱氏在探讨太阳经受病的分型论治时，其理论框架与实践方法皆源自《伤寒论》中的“类证”集合，然而，他并未止步于仲景的原有框架，而是进行了更为详尽的划分与阐述。朱氏不仅继承了仲景的医学智慧，更在其基础上进行了创新与发展。
他对于太阳经受病的分型，不仅详尽而全面，更能够灵活运用仲景的113方，依据实际病情进行随证加减，创造出许多针对具体病症的新方。此外，朱氏还广泛借鉴了《千金要方》、《外台秘要》、《太平圣惠方》等古代医学典籍中的杂方，以弥补仲景“证多而药少”的不足，从而更加全面地应对太阳经受病的各种复杂情况。
在太阳经受病的治疗中，朱氏针对不同病情，提出了不同的治疗方案。例如，对于中风患者，他主张使用柴胡桂枝汤或桂枝汤进行治疗；而对于伤寒患者，则推荐使用桂枝麻黄各半汤或麻黄汤。对于太阳阳明合病的患者，朱氏则灵活运用桂枝汤、麻黄汤、升麻汤、白虎汤、调胃承气汤等多种方剂，以达到最佳的治疗效果。
朱氏对于每一方剂的使用，都进行了详细的阐述，并提出了“药证”的概念。他强调，每一方剂都有其特定的适应证，医生在用药时，必须根据患者的具体病情进行选择。以升麻汤为例，朱氏指出，该方剂主要用于治疗伤寒中风头痛、憎寒壮热、肢体痛、发热畏寒、鼻干不得睡等症状，以及疮疹、时行寒疫等病症。在太阳阳明合病中，对于无汗恶寒的患者，升麻汤尤为适用。
至于其他各经受病的类证治疗，朱氏在原文中已经进行了清晰明了的阐述，无需过多赘言。他的医学理论与实践经验，为后世医者提供了宝贵的参考与借鉴，对于推动中医学的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
下面就几个需要说明的问题简单讲解一下:.
(1)一日二….七日：
此说源自于古代医籍《素问●热论》中的论述，其经文虽仅提及一日之期，然而朱氏在注解中则并举二日之论，二者均非刻板固定之期限，而更多地是为了深入阐明伤寒病症中三阳三阴的表里次序及传变规律。
这一理论揭示了伤寒病邪自外而内，由阳入阴的演变过程。在《素问直解●卷三》中，注解明确指出：“一日受二日受者，乃循次言之，非一定不移之日期也。”这里强调的是伤寒病的发病与传变并非严格遵循固定的时间周期，而是依据病邪的性质和患者体质的差异而有所不同。
同时，《类经●疾病类●三十九》中的注解进一步阐释了伤寒病的发病机理：“此所以邪必先于皮毛，经必始于太阳，而后三阴三阳五脏六腑皆受病。”这段话以生动的语言描绘了病邪首先侵袭人体皮毛，进而由表及里，从太阳经开始逐渐深入，最终影响到三阴三阳以及五脏六腑的整个过程。这种传变顺序不仅体现了中医对人体生理结构的深刻认识，也反映了中医对疾病发展规律的独特理解。
通过这一理论的阐述，我们可以更加深入地理解伤寒病的发病机制和传变规律，为临床诊断和治疗提供有力的理论依据。同时，这也体现了中医学在疾病认识和治疗方面的独特性和优势。
(2)伤寒病脏腑传遍次序:
自《素问》这部医学经典问世以来，便为后世医者奠定了巨阳（太阳）、阳明、少阳、太阴、少阴、厥阴的次序规程，为中医外感热病的辨治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朱肱作为医学大家，对于这一规程有着独到的见解。他认为，阳主生，因此太阳（水）病易传变为阳明（土）病，阳明（土）病又易传变为少阳（木）病，这种传变次序体现出了相侮的关系，揭示了外感热病中邪气侵袭、机体反抗的复杂过程。
相对而言，阴主杀，故太阴（土）病易传变为少阴（水）病，少阴（水）病又易传变为厥阴（木）病，这种传变次序则体现了相克的关系，显示了外感热病中病情恶化、机体功能受损的严峻态势。一旦病邪传至厥阴，必克太阴脾土，这其中的因果关系与相互影响，无不被朱肱深刻揭示。
朱肱对于外感热病的认识，既注重邪气之盛，强调病邪的侵袭与机体的反抗；又不忘脾胃之虚，关注疾病过程中脾胃功能的受损与恢复。他明确指出，“脾热病则五脏危”，脾胃一旦受损，便会影响到五脏的功能，病情愈发严重。更为严重的是，“土败木贼则死”，若脾胃功能彻底崩溃，木邪便乘虚而入，导致生命垂危。这种邪正斗争的疾病观，既体现了朱肱深厚的医学造诣，也展现了他对于疾病本质与规律的深刻洞察。
(3) 杂方:
朱氏以仲景方为正方，实乃深谙仲景医理之精髓。仲景调理既正，变异不失其度，历经千古而流传至今，仍能取效于当时，其妙手回春之术，足见仲景医术之高超。正因如此，朱氏将仲景方视为正宗，奉为圭臬，不敢稍有懈怠。
然而，朱氏亦深知仲景药方虽妙，但仍有缺漏之处。诸如阴毒伤寒、时行温疫、温毒、发斑之类疾病，仲景之书中竟无详尽方书可供借鉴。面对此等困境，朱氏并未气馁，而是广搜博采，从《外台》《千金》《圣惠》《金匮玉函》等古籍中寻觅良方，以补仲景之不足。经过一番努力，朱氏终于将百余道古代名方搜集整理完毕，使之成为一部完整的医方集。
这些杂方虽非仲景创制，但亦是古代医家之智慧结晶。它们制方有法，习用为俗，深受百姓信赖。朱氏深知杂方之妙用，故将其与正方相提并论，视为治疗疾病之重要手段。在运用杂方时，朱氏尤其注重清热解毒和养阴清热药物在温热病中的运用，如栀豉汤一方，以栀子仁、柴胡等清热解毒之品为主，辅以升麻、黄芩等养阴清热之药，共奏清热解毒、养阴生津之效，对于治疗阳毒伤寒、壮热百节疼痛等病症具有显著疗效。
由此可见，朱氏在医学道路上不断探索、勇于创新的精神值得我们敬佩和学习。他不仅对仲景方有着深刻的理解和独到的见解，更能够灵活运用各种杂方来治疗疾病，为后世医者树立了榜样。
